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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1564—1642）是意大利人，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
刘姥姥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的人物。她寡居多年，是一位饱经辛酸艰苦又谙于世故的乡下老农妇。她的生卒年月无据可查，唯一明确的是，她二进荣国府那年75岁。
据《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曹雪芹（1715—1763）“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而写作此书，意味着曹雪芹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创作《红楼梦》的。
由此，假设刘姥姥比曹雪芹大50岁，那么，粗略估计，她比伽利略小100岁左右——约1665年生。
刘姥姥和伽利略没有任何现实世界的时空交集。他们俩是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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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刘姥姥和伽利略的，是一只钟。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等候王熙凤接见时，“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命刘姥姥‘只管等着，是时候我们来请你’。”（《红楼梦》第六回）
刘姥姥发呆的那个匣子，是一只摆钟。它是基于伽利略的发现制造出来的。
1583年，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参加祈祷时，也曾被一个“不住的乱幌”的东西（吊灯）所迷惑。他从这灯“不住的乱幌”中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在一定的摆角范围内，不论摆动幅度大小，摆完成一次摆动的时间是相同的。
这个发现的意义何在？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中写道：“任何物理现象，只要它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都可以被当作一只钟。如果我们取这个现象的首尾之间的时间作为时间的单位，那么重复这个过程就可以测定任何时间间隔。所有的钟，从最简单的沙漏到最精密的仪器，都是以这个观念为基础的。”
伽利略在他一生的最后10年一直在探索利用摆的等时性制造时钟，后因双目失明，他无法把自己所设计的时钟零件装配起来。尽管如此，他的发现为后代在计时方面开辟了新纪元。
3
时钟在欧洲流行多年后，在明朝万历年间（1601年前后）流入中国。
欧洲时钟流入中国并得以在中国流传的最大功臣，当数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他跟伽利略一样，是意大利人。
据丹尼尔·布尔斯廷著《文明的历史：发现者》（以下引用除非特别指出，均出自该书），利玛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在中国苦心经营20年，“想方设法要见到中国皇帝”。助他如愿以偿的，是两座意大利最新式样的精美计时器——一座由摆推动的大钟，一座由发条推动的小钟。
利玛窦发现皇帝特别喜欢这两座钟，不是因为它们能计时，而是因为它们可作为一种新奇玩具，特别是“自鸣钟”，“逗得皇帝非常喜悦”。
利玛窦的这一发现为后来西方传教士跟中国朝廷打交道提供了范式。直到18世纪末，“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宝贵的通用物品”。
例如，耶稣会安文恩神父呈献给清朝康熙（1654—1722）皇帝的礼物也是两座钟。跟明朝万历皇帝一样，康熙对自鸣钟“欣喜万分”。
到18世纪60年代，皇帝内宫里“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四千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的名工巧匠之手”。
抓住了皇帝的喜好就抓住了商机。18世纪末，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北京使者带信回荷兰，建议“如有人来北京，应该带些欧洲孩子们玩耍的玩具。这类玩具会比科学仪器或艺术品等更受欢迎”。
该公司的一位先生于是购置了许多种布谷鸟自鸣钟，在中国的销售量之大超乎预期。“然而由于这些木制机械仅仅是为销售，并非为了实用，早在这位先生带了第二批货到达时，布谷鸟自鸣钟已成哑巴。”
眼看新货卖不出去，旧买主又要求退货，这位先生灵机一动，只以几句“无可驳斥的权威性语言”就“稳住了早先的买主，还找到了他的第二批货的买主”。他说，“布谷鸟是种很特别的鸟，一年中只在某几个季节鸣叫”，他向买主保证，“到了适当时候，他们购买的全部布谷鸟自鸣钟都会再次‘大展歌喉’”。
时钟在西方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用品，而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一直是一种玩具，且历时甚久，至少延续到十八世纪末——覆盖《红楼梦》时代。
荣国府是皇亲国戚，有时钟属正常，才正常。荣国府的主人们最在意和得意的，应该毫无例外，也是时钟能“大展歌喉”。
4
科学家的最好奖赏正如物理学家费曼所说，就是发现的乐趣以及看到人们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伽利略的发现被用于制造造福全人类的时钟，应该是他的最大愿望。这种时钟不是被当作计时装置，而是作为一种玩具，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这种时钟被欧洲商人用来愚弄无知的中国民众，应该是他不愿看到的。
时钟如何才能回归或凸显其本来功能？
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办法是让时钟普及化，也就是时钟不能只是极少数人或特定阶层人士的把玩。就像早期的手机，当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手机的时候，手机的最大价值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不是通信。
伽利略肯定乐见他的发现和基于他的发现制造的时钟，在中国就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先需要对他的发现和成果有好奇心或感兴趣的人。正如安东尼·沃尔特斯著《新量子世界》所说：“科学是对我们每天看见的东西的一种特别解释。它起源于一个问题的出现和我们的好奇心。”
在伽利略时代，在欧洲，这样的人主要是贵族或绅士。但在中国，直至《红楼梦》时代，都并非如此。这从荣国府中一宅人（从上至下三四百丁）的志趣可见一斑。
当然，穷人也可以是这样的人。这最好指望穷人的孩子，因为好奇是孩子的天性。
但在《红楼梦》及之前时代，穷人的孩子也无法指望。刘姥姥是带她五六岁的外孙子板儿一起去荣国府的，板儿也听到了摆钟打箩柜筛面般咯当咯当的响声，但他对此无动于衷。
当人饥饿难耐时，关注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食物。看央视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偌大的荣国府，唯一或最让板儿两眼冒光的，是倚在门口的一个小孩津津有味地啃一个大大的肘子。板儿垂涎欲滴，忍不住用舌头舔自己的手指。
回到问题：刘姥姥跟伽利略是啥关系？
刀郎的歌曲《花妖》有句词：“我在时间的树下等了你很久。”刘姥姥就是伽利略在时间的树下等了很久的“花妖”。
时钟是机器之母。“时钟既然是最早的现代计量机械，时钟制造者就成为科学仪器制造者的先驱。”
从《红楼梦》窥一斑而知全豹，刘姥姥是她那个时代最有潜质成为中国时钟之母的人。但因种种人所共知或不知的原因，她只能成为“花妖”。
文 ｜ 文双春（湖南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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