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是童年（原创）

作者：熊俊林

谁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是我心底里的一支喇叭花蔓，根置在农场的土地上，一直延伸到了我的少年、青年和成年。随着筋络的起伏成熟和血液的奔流，蓬勃在我的胸膛，涌动到我的周身。如今的我虽然年过七十，可每每触及和牵动，总还是使我流连忘返和心旷神怡……

那农场的山分明就是父辈们的山，伟岸而又庄严；而农场的渠道溪流分明就像母亲一样，情深而又意远；那农场的树分明是兄弟姐妹的树啊，梦绕而又魂牵……
因为我们这些兵二代就是在这农场的田野里长出的庄稼，和她一起长大。农场的风风雨雨，暑往寒来都曾与我们息息相关过。


童年（木刻）熊俊林  作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艰苦的岁月里，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的贫穷及缺吃少穿的生存状态和父辈们工作的繁忙紧张，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一起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大背景。我至今难忘那遍地的红柳与梭梭柴，碱包路上復盖脚背的浮土。新垦的渠道灌水以后，各种草也长得不同于熟地，有种草的叶子胖而肥厚，根却粗而浅。一掐断，便会涌出白白的汁液，人称"奶子草。在我的记忆里，兔子最爱吃。还有一种圆圆的蓬蓬松松的形似刺猬一样的草，一刮大风就随风乱跑，停在哪又在哪继续长，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又能随遇而安。现在知道那种草极耐碱又耐旱，据说叫什么打滚草，直到去年我才在植物园里找到了它，不同的是长得比原先茂盛得多，高大得多。可见还是环境缺水所致，也由此而导至了基因的变异，说明任何事物在外部条件的变化下，都有可变性和可塑性。      

我们的农场大概是一九五八年建场的，在我的记忆里，从上世纪的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四年，学校就搬迁了三次，分别从干打垒的土平房迁到土块修的窑洞，再迁到红砖修的宽敞些的教室。教学形式也从复试班到建制班。虽说一步步地有所改善，但对我们求知的极大障碍是没书看。简陋的学校没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在同学们的家里，更是少有谁家有藏书的，因此我们也就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渴望着读书。甚至梦想着将来能有一天，自已也能写书编书给伙伴们看，那会神圣庄严到什么程度呢。可上苍却有意与我们过不去似的，不但缺少书看，甚至以后到了文革中，连学都上不成了。文化生活更是一片空白，有限的传说和故事书小人书也被当成"四旧″烧了。在那个年代，谁要是从哪弄来本《儿童时代》什么杂志的话，那大家一定会聚在一起，爬着跪着错落不同、高高低低地扒着看，那种新鲜感和好奇心，现在的孩子是无法感受到的。直到后来，学校才在教导处管理下，也为方便教师教学，订了些报刊杂志借阅。但因人手有限，也无专职人员管理。而且农场的邮递员，因交通不便和道路差，须半月左右才骑马或搭便车到二十公里外的县邮政局取一趟信件和报刊，加上孩子们放学后还要急着赶路回家去，也就很少有学生知道和光顾借阅。可心里却总惦记着，每一本书都看得很庄重而仔细。记得我那时曾借来本《"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说的是两个分别粗心和任性的孩子长大后分别当了工程师和演员的故亊，竟看得我们呆如木鸡又开怀傻笑，而且后来还能讲给我的孙儿们听。既教育了孩子不能想当然和粗心大意，也不能任性和个人英雄主义。看来越是稀缺的东西，人们就越渴望得到，记得也牢。现在的书多了，阅读形式也多了，很多人倒不屑一顾起来，没几人去认真读书了，忽略了快乐中的大道理。


童年（木刻）熊俊林 作

在我的印象里，学校虽然简陋，但操场倒是很大，因为原本就是从戈壁上划出了块空地而已。一下雨就泥泞难行，如果雨下得大一点，起码一周都不能上体育课。操场上有个秋千，下雨后更不敢靠近。因为那地方玩的孩子太多，早被踩成一片洼地，一下雨便聚了一洼水，由于踩得实也就渗得慢，成了小水潭。直到后来文革前，农场为学校盖了红砖砌的新教室，才由老师组织我们各班同学，早晚轮流义务劳动，用盖房剩下的半截子砖块，在铺砖工人的指导下，铺就了篮球场和一条约二百多米长，一米多宽的小路通到教室、办公室和厕所。以避免下雨时弄得满教室都是泥巴。同时也换掉了苍蝇拍子似的篮球架，代之以较正规的篮球架，还按装了平衡木和攀栏架等体育设施，增添了校园的文化气息和运动氛围。

另外，别看我们小，我们还是农场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生产机动军哩，春天里间油菜苗打岔，夏收拾麦穗，秋天里收包谷积肥，甚至给农场牲畜冬天备草料等工作，都有我们学生的身影，而且学校也有任务。

除此之外，孩子们平时的活动除了做完作业，还要帮助家里干活，诸如到戈壁滩上去打柴、到草地里或庄稼地边的四角去捋草籽喂鸡，因地边常浇水过头跑水，草也就多而茂盛，草籽也就多。还要从事割草放羊拔野菜及担水喂兔清鸡圈等等日常劳作。此外，才是成群结帮地斗鸡、打髀石、打嘎嘎。女孩子们也就只有踢毽子、跳皮筋、跳房子、抓子和打沙包可玩了。

暑假里参加夏收拾完麦穗回来，做完暑假作业后，我们男孩子还可以去支渠里捉魚虾。渠道有水的地方也就一两米宽，停水后往往聚了很多水。两边长满芦苇和薄荷等各种花草，水也深不到腰膝，因此没什么不安全的。从水库到农场的涵管渠道有十七、八公里，有时也有不少从水库闸门的网里钻出来的鱼苗。大都不到十公分左右长，还有本地野生的狗魚，长得象泥鳅，肉多味美，特别是灰色的小虾，更是好吃。我们自已用粗铁丝做成骨架，再用窗沙网裹在骨架周边，编织成三角形的鱼网捞鱼，对着水边的芦苇和草丛不停地抖着赶着边赶边喊:“捞上大魚啰，捞上大鱼啰”，总引得别的孩子光着脚丫子闻迅倾刻跑来上当，失望一番。但网网都总还是少不了抓几条小的。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课外活动虽然单调，也有滋有味，丰富而多采。


冬趣（木刻）熊俊林  作

更有甚者，有时我们还会跑到支渠渠首上的大干渠上去洗澡，大干渠出水口的水泥管道外，有片方圆近二十米的缓冲区域，我们躺在浅水滩上，在赤条条的身上抹上一层稀泥巴或者碱土，算作肥皂。晒一阵后就象一条条泥鰍般跳入水中，扑腾腾扑腾腾地狗刨起来，真是爽快得要多高兴有多高兴。

更叫人惊奇的是干渠边的不远处，竟有一处泉眼，那时地下水位很高，我们叫它自流井。大人们用水泥涵管将泉眼套住扣上，泉水积满涵管后即从上面敲出的一个豁口流出，顺着渠道清澈见底，长流不息。任它四季不断地流淌着，清冽甘甜而冰凉。在孩子们眼里，如今冰镇的饮料恐怕也就是那种味道。有时我们也会潜伏到附近的园林队的瓜地里，乘看瓜的不注意摸个西瓜，扔到冰水里泡着，等到洗完澡后再分享。更稀罕的是涵管底下竟清䀿可见几条小鱼在游玩，它们是咋进去的呢？我们既不得而知又纳闷而不解。

秋天里，我们还可以到林带里去摘沙枣吃，大沙枣有大姆指般大，一串串地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向我们点头招手，好象在说，谁有本事来摘呀。我们在高大的沙枣树上攀上攀下，甚至身上都被沙枣刺挂得一道一道的，但挡不住我们的馋涎欲滴，我们也从没有畏惧过。更有几个胆大些的假小子女孩，也攀到了高高的沙枣树上，见她们那棵树上枣大，不免引起我们的不满。见不远处涌来几个更小的孩子兜着衣服求我们扔几窜下来。我们便作恶作剧地指着那棵树上的女孩说，她们那棵树上的枣大，去问她们要去。他们说她们不给。我们便说你叫她们阿姨好她们就会给。没想到小孩们果真去叫后竟换回了一句“滚”，只好又屁颠颠地跑了过来，我们便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冬天来了，我们则自已到处找两块脚板大小的毛箱板，然后在上面用火钩子烧红烫两个洞，安两根粗铁丝或钢筋，那时到处都在搞基建，这些东西也不难找到，做成滑雪板。在马路上或冻成冰的林带边和渠道里玩耍、溜冰、打牛。对当时的我们来讲，这些玩具都是我们自已亲手制做，而且找材料也费尽心思，甚至煞费苦心。当然也就别有一番情趣和成就感。我们甚至还找来材料和某处废弃的毛箱板子，自己钉个大些的爬犁，既可搬运东西，又可以相互拉着玩。出门拉面或其它物品也方便适用，算是随身带着的日常交通工具。这便成了冬季里，我们这些农场孩子们的日常活动和玩耍方式。

在我们的心里，童年的生活虽然艰苦，甚至常忍饥挨饿，但却是快乐的，而且至今难以忘怀。以至于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促使我创作了一些反映农场孩子们生活的木刻版画作品，并赋予了他们童话般的色彩。因为这些生活这都根植于我们的心底，是情由心生呀。

如今，我们都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住在高大明亮的钢筋水泥楼里。楼下簇拥着正规的林带和温室培育的花草及各种运动健身器材，孙儿们的学习和娱乐环境同我们那个时代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却再也闻不到早晨那淡淡的清草味和碱蒿子的气息，还有那扑面而来的沙枣花香，看不到渠道边灿烂的带刺的野花和淙淙的渠水。因而总觉得少了什么，究竟少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