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有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17年来共有3000多名“新肝宝贝”在这里获得重生。给予他们新生命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和他的团队。从2006年完成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到如今连续10年成为全世界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中心，他们取得了令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也经历过以生命为代价的曲折历程。
为了那些“新肝宝贝”
2004年，夏强刚到仁济医院工作时主攻的是成人肝移植，38岁就成为医院最年轻的科室主任。第一年，他完成了100多例成人肝移植手术，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放眼全球，发达国家的移植技术已逐步升级到了活体移植。那时，我国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开始建立，夏强意识到亲属间的活体移植将来可能会成为一种技术升级。
当夏强涉足这一领域后，发现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其实更适合儿童。儿童因为各种先天疾病导致终末期肝硬化，如果无法接受肝移植手术，大部分孩子都很难活过2岁。同时，因为儿童需要的肝脏体积比较小，所以供者相对安全。如果患儿的父母愿意并符合捐肝的条件，就有望解决儿童肝移植肝源稀缺的难题。从攻克手术技术难关，到监测术后免疫状态，一个成熟细致的医护团队慢慢建立起来。
当时，包括同行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手术持怀疑态度，不知道术后的长期效果怎样。家长们也很迟疑，所以夏强非常感激第一位小病人和他的家属。“她真是一位英雄妈妈。儿子出生6个月时，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她带着孩子到处求医，眼看着他的病情不断恶化，肝移植成了最后的选择。其实她身边也有人劝她放弃这个孩子，趁年轻再生一个。但她选择相信我们，并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肝脏捐献给孩子，这份骨肉之情深深打动了我们。”手术进行了将近13个小时，2006年10月，第一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只有情怀远远不够
夏强在儿童肝移植领域“拓荒”的第一步迈得很扎实。但接下来的困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自第一例手术成功后，连续两三年儿童肝移植手术量都只有个位数。夏强坦言想“换赛道”，“很多家长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哪怕最终接受，手术费用又是难题。特别是贫困家庭，四处求医已经花了不少钱，找到我们时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听说做手术需要10万元，只能放弃。”刚开始，医生、护士会凑钱资助。后来，一些大企业陆续找到医院，给患儿捐款，又设立慈善基金。咬牙坚持到2011年，手术量逐步上升，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夏强还为40多名国际患儿成功实施活体肝移植手术。
2022年，夏强成功为一个出生仅58天的孩子做肝移植手术。“每当看到当年抱在手上的小宝宝已经长得比我还高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欣慰。当初，很多人担心孩子在换肝之后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健康长大。现在我们的研究数据已经证明，他们的生长发育水平和普通孩子没有差别，有的人还当了运动员、做了钢琴老师。有一个女孩目前正在读护校，我真心希望她毕业后到我们这儿来当护士，专门随访肝移植后的儿童，我想，作为过来人，她一定能做好这份工作”。
当然，只有情怀还远远不够。“真正激励他们的，是这份事业带来的成就感。我们的手术量连续多年都是世界第一，受到同行的尊重；我们的主治医师可以到各大医院去做手术演示，帮他们会诊；我们的年轻医生可以到国际会议上发言。这种价值感与成就感是很难得的。”夏强说。
病人才是医生一辈子的老师
每一个“新肝宝贝”的健康成长都是生命的奇迹，而每一个外科医生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例如手术中到底给受体移植多少体积的肝脏，在国际上是有通用标准的。多年前，夏强按照这个标准为一个孩子做了手术，手术过程很顺利，但孩子在术后出现了小肝综合征——黄疸不退、腹水量增加，通俗地说就是移植的肝不够用。“只能等待时机给她做二次移植。”当终于等到合适的供肝时，孩子的各项指标开始出现好转。夏强和团队反复斟酌，决定不再做二次手术。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有一些出现类似情况的病人会逐步好转。如果贸然做二次移植，会增加手术风险。
可没想到，几天后，小孩的情况急剧恶化，病情的拐点并没有如料想中出现，最后这个孩子去世了。“孩子妈妈捐肝后，自己还没有拆线，身心承受了巨大打击，但她对我们没有任何怨言。一年后，她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夏医生，去年的今天，我的孩子走了，假如手术成功了，那她现在又长大了一岁了。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夏强难过地不知该如何回复。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3岁以内接受肝移植的儿童所需的肝和体重的比重其实比成人要大。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发生，夏强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改写了有关儿童活体肝移植的供肝标准。
“医学课本上的知识、老师教授的技能只是启蒙，病人才是医生一辈子的老师。”夏强说。
来源：解放日报（1.12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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