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退休，84岁还在出诊，这位医生为啥这么拼？

“医生我最近肿瘤指标稍微高了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面对患者焦急的目光，丁嘉安耐心地解答患者的疑问。这位“闲不住”的

老人在退休的第二天就再次回到一线出诊。

“做医生忙惯了，退休在家闲不住，还是喜欢为病人提供咨询服务，并且和年轻医生在一起，了解学科的最新进展。”他笑着说道，

“我们应该是60岁退休，但我一直到 70才正式退休，现在又看诊了十几年。”

虽然今年已经84岁了，但丁嘉安依旧每周坚持出两次门诊，分别是在周二上午和周三下午，每次门诊能看到大约30名病人，每周还要参加一次查房和科室早会。

作为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的第三任科主任，丁嘉安几乎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胸外科，从肺结核外科手术到肺减容术、肺移植，64年间，他见证了这所最初主攻肺结核的定点结核病院，一跃成为全国最好的胸外科中心之一。1996年和2009年，中心分别完成了全国首例肺容积减少术和活体肺叶移植手术。

2015年和2017年，丁嘉安接连获得了中国医师协会和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颁发的“胸外科杰出贡献奖”“中国胸心血管外科杰出贡献奖”。

回顾职业生涯，丁嘉安告诉“医学界”，“胸外科以肺为主，最早做来做去就是在开刀，学会了怎么把肺切下来，那如何再把好的肺移植上去？肺移植要有供体，没供体能不能先用人工肺？医学发展强调更小的创伤，那肺血管成形术是不是可以代替全肺切除？学科发展需要什么，我们就在临床研究什么。”

务实创新

1961年，丁嘉安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院。这所医院建成于1933年，由镇海巨贾、沪上巨富叶澄衷之子叶子衡捐赠建立，是当时上海第一所结核疗养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前身。

进入结核病院后，丁嘉安主要从事肺结核的外科治疗。外科手术曾是肺结核的重要治疗手段。但手术中胸膜腔粘连非常致密，特别是一些已经发展到毁损肺的患者，分离非常困难，肺面解剖也比较困难，出血多、术后并发症多。

在缺乏有效抗结核药物的年代，“结核一把刀”就是科室的金字招牌。“内科初治要9个月，效果不好再复治9个月。有些患者不愿意及时手术，药换来换去，肺部粘连越来越重，等到我们开刀时，手术已经非常难做。”丁嘉安回忆道，那时医院外科只有100张床位，8名医生，和现在大多以肺结节微创手术为起点的年轻胸外科医生不同，丁嘉安的医学训练始于“开胸、肺切除、胸廓成形术。”

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逐渐发现，就诊患者中肺癌越来越多。而一碰肿瘤问题就来了。这些患者大多年龄大，基础疾病多，手术范围就不能太大，不然病还没治好，人先吃不消了。”丁嘉安说，在切除患者病肺的同时，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患者的肺功能，成为了当时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为此，在时任科主任裘德懋教授的支持下，1977年，还是住院医师的丁嘉安主动离开临床5年，“搬到”医院的尸体解剖室里展开研究。在此期间，他不仅仅满足于切除患者的病肺，还瞄准国际先进水平，重点开展肺血管成型术、肺移植和人工肺的研究。

年轻时的丁嘉安（左一）与导师石美鑫教授（中）、裘德懋教授

丁嘉安形容那是最艰苦卓绝的5年，“当时医院没有地方组建实验室，我们就搬到了太平间旁边的尸体解剖室。”丁嘉安回忆道，在解决了实验室的空间问题后，饲养实验动物，手术及术后护理的问题接踵而来。

为了实验用犬，丁嘉安和团队成员只能到处奔波，跑遍上海的各个郊区农村，收来的狗就养在实验室里。因为担心实验出意外，丁嘉安晚上就睡在狗旁边看着，连续几周不回家也是常态。1977年9月到1978年，丁嘉安及团队先后做了40条狗的肺再植，50对狗的肺移植实验，摸索了犬肺保存技术、手术操作以及肺移植模型。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进行的狗左全肺移植动物实验中，移植狗术后最长存活达723天，为国内之最长。这些实验的成功也为后来上海市肺科医院成功地在人体上进行肺移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这些艰辛的探索和丰富的总结，2003年1月，首例临床肺移植在上海市肺科医院施行并取得成功。之后，他们又先后开创了亚洲首例再次肺移植、2009年的国内首例活体肺叶移植等多个国内、国际第一。

不仅如此，其目前还保持着肺移植5年生存率和手术成功率两项国内领先，成为国家重要的临床移植中心之一。在迄今300多例肺移植病例中，肺移植术后有的已存活14年，而再次移植术后有的已存活15年。

除了肺移植，在实验室工作的5年中，丁嘉安在人工肺（聚丙烯中空纤维氧合器）的研究、气管隆突切除重建新方法等研究上也取得了突破。其开发的“一种镍钛形状记忆合金扩张器”治疗重度气道狭窄，获得国家专利局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技术上不保守

一系列成功的探索让丁嘉安于1980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随后又于1985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此时，快50岁的他和医院一同迎来了新的挑战。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治疗肺结核的有效药问世和治疗方案进一步成熟，结核外科治疗开始进入低谷，“肺结核被控制”的乐观情绪也感染了民众。肺结核这个医学学科也随之变成了冷门学科，病人少、收入低又有风险，愿意当肺结核科医生的人越来越少，结核病防治院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

但上海市肺科医院却未因此而衰落，从那年的动物实验开始，以丁嘉安为代表的老一辈“胸外科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药物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结核病防治日趋成熟，未来的胸外科所面对的将覆盖到整个呼吸系统疾病。

基于前期的探索，上海市肺科医院决定转型，瞄准肺部肿瘤发病率增加的趋势，从单一诊治结核病转向诊治肺部肿瘤等逐渐高发的肺部其他疾病。在关注新疾病谱的同时，丁嘉安提出要大胆创新，要“做人家没做过的事情”，在肺移植、人工肺之外，他将目光投向了肺减容。

肺减容术常用于改善一些重度肺气肿患者的呼吸状况。肺气肿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常见的一大临床表现。作为常见的肺部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患病率和死亡率保持在较高水平。1995 年，美国科学家率先应用肺减容术治疗重度肺气肿取得显著疗效，使肺减容术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次年，丁嘉安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肺减容手术治疗重度阻塞性肺气肿的临床研究”。1996年7月，他为一位74岁高龄液气胸、重度肺气肿患者成功施行了国内首例单侧肺减容手术，该手术获得成功。后续又进一步成功地把肺减容术用于肺癌合并重度慢阻肺患者，扩大了肺减容的手术适应证，这也标志着上海肺科医院在肺科治疗领域更进一步，也为国内慢阻肺患者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不仅如此，丁嘉安也在创新和科研上鼓励年轻医生大胆尝试，带领上海市肺科医院逐渐组建起一支集老、中、青三代的胸外科专家组。

丁嘉安的学生、现任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临床首席专家姜格宁在丁嘉安60周年庆祝典礼上回忆道，“丁老师经常在临床工作中，特别是在手术台上，给予我们很多的锻炼机会，让我在手术上获取了许多经验。”

对此，丁嘉安表示。“对于年轻医生的培养，我的一个原则就是‘不保守’。我会鼓励他们主刀，只有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真正走到实践中去，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更快进步。”

丁嘉安的这种培养思想不仅与其自身“敢于尝试”的性格息息相关，也深受其导师裘德懋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丁嘉安遇到了一个长段气管肿瘤病人要做紧急手术，按一般经验气管切除长度过长，不能手术，难度系数较高，但他对此信心满满，主动请缨。对于丁嘉安的请求，时任胸外科主任的裘德懋宁愿充当助手，让他“大胆放手”去做。

在丁嘉安的带头下，一批批“肺科人”埋头苦攻业务，不断创新，在肺部肿瘤等疑难肺部疾病诊治上，力争走在最前面。目前，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在微创手术量、疑难手术例数、创新手术术式等都位列全国前列。

为了帮助年轻医生成长，丁嘉安还创办了全国普胸外科新进展学习班，理论结合实践，邀请国内外专家讲解学界最新进展，给年轻医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得到了全国胸外科同行的好评，纷纷踊跃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该学习班从以国内医生为主扩大到国外医生中。“现在我们胸外科的手术数量及手术难度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外的医生也会来学技术。”丁嘉安非常自豪地告诉“医学界”。

未来，胸外科要如何走？在丁嘉安看来，必须重视临床科研，深入开展亚学科研究，“以临床的病人为基础，结合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对每一个适应证都要问一问为什么把它搞清楚这才更有水平。”

同时，丁嘉安也强调，“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有一个自己的科学临床指引，还要重视亚专科的发展。”

贴心医生

在丁嘉安的身上有很多评价，“全国最好的胸外科专家”“上海肺科医院一把刀”“全国胸外科十大专家”……但对他来说，最高的评价可能还是那句来自患者的“贴心医生”。

“做病人的贴心医生”是父母和师长给丁嘉安教授留下的最深的教诲，也是他一直的追求。丁嘉安出生于一个医护家庭，在幼时，看到父母照顾病人，他从中感觉到了一种成就感。“我觉得能治好病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而在做住院医生期间，导师也一直和丁嘉安强调要对病人负责，在主治的病人危险没解除前，必须要在边上观察。

因此，留院对于丁嘉安而言是常态。“那个时候我平时基本上都是不回家的，周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上又回到医院。有的时候碰到病人病情变化就是家里有事也是不回去的。病人把他的生命都交给我了，病人的生命比家里的事情重要。”

最长的一次，丁嘉安大概有两个礼拜没回去，直到那位病人转危为安。1997年，丁嘉安接诊了一位III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当时，大部分人对肺癌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这位患者在多家医院就诊未果。丁嘉安在接诊后，根据患者情况，先给患者做了放化疗，等到癌细胞小一点之后直接做了全肺切除。据悉，这位患者生存已超过20年。其家人每年还会来上海肺科医院看望丁嘉安。

“我觉得能被病人称为‘贴心医生’，这是一个很高评价。”半个世纪的从医生涯，丁嘉安从未忘记自己最初踏上医学之路时的初心。

在丁嘉安从医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上，他又许下了一个新的愿望，“我希望未来十年我还能跟大家在一起工作，看着科室、医院不断地发展。”

撰文丨沈星月 凌骏

来源：医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