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九份工作

回乡祭祖时，经过当地镇政府大院，里边有母亲第一份工作的工厂旧址。（南方周末记者朱圆 摄）

春节期间，我才算弄明白了我妈三十多年工作经历的来龙去脉。以前的印象里，我只模糊记得她在进入最后一个安稳的单位前，当过车间工人、商场销售。这次回家，我开门见山地摆出“我要采访你”的架势，吕女士先是傲娇地拒绝了，随后告诉我，她前前后后做过九份不同的工作。


故地


大年初二，按惯例和母系亲戚回乡下祭祖。在返程之前，我们到附近镇政府大院转了转——里边有我妈第一份工作的工厂旧址

车子驶过市集，转了个弯，那片由红艳艳的春联、糖果、鞭炮交织而成的新春图景逐渐远去。就在这时，坐在我右手边的二姨开口道，以前民兵队在镇政府，不知道训练过多少回。“扔手榴弹我都扔过，我打五发子弹打了49环。”个子不高、看上去很邻家的二姨，和民兵队忽然联系在了一起，令我瞠目结舌。

原来，1970年代时，她和生产队的另外四五个人被选中，成了民兵。聊起这段往事，她谈兴甚浓，主动补充自己还当过副营长，56式步枪的拆和装都不在话下。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都负载着一段历史，只是有的往事惊天动地，有的连当事人都缄口不言，很快便隐入尘烟。二姨的这段往事，看样子至少在小家庭里流传开了，她的外孙很关心一个问题：婆婆，你打过枪？


车开上坡，几幢白色二层建筑映入眼帘。镇政府L型主楼背后的另一栋建筑，曾是一家手袋厂，当然，那栋楼早已不再是工厂了。保安亭里的保安，看我们一群人从车上下来，走过来询问。他捕捉到我们话里的关键词，摆了摆手，“这里没什么手袋厂啊。”


他大概不会料到，大过年的，会有人来此故地重游，忆苦思甜，不过，叮嘱了几句后，他还是让我们进去了。


1985年夏天，吕女士还是一个懵懂的小姑娘，刚从高中毕业，便来到手袋厂里车手套。多劳多得，两个月工资拿了八十多块，她给自己买了块手表，很开心。


大院的一个角落围着篱笆，我妈指着对面的三间瓦房对我说，“我们也在这里住过。”我以前从未见过，也从未听闻他们还有另外的屋子。那是在食品站工作的外公后来分到的宿舍，我妈在手袋厂干活前，全家已经从农村搬迁到镇上，相当于抬脚就能上班。


她用客家话招呼着两个姐姐也来看曾经的家，她们也多年没有回来过了，看见这些老房子还完好保留，颇为惊喜。虽然没有路可以走到跟前去，三姊妹还是在篱笆这头站了好一会儿，嘁嘁喳喳讨论着之前的邻居、房子旁的杨桃树，我在旁边几乎插不上话。



母亲当年工作的手袋厂早已不复存在。（南方周末记者朱圆 摄）

思变

许多年前，我问过吕女士，她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她说是当一名装修设计师。这个愿望与她实际的工作生涯好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在手袋厂工作不到一年，她就跑去了城区的三角牌电饭煲厂。面试通过当天，大家接到通知，第二天就要打包袱去广州培训半个月。我妈完全没有准备，啥也没带。“村姑一样出来，一双鞋都破烂了，去到广州才买的，好浪费。”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车，她更坐不惯，一路吐得七荤八素。


从1985年7月到1988年6月，她的前三份工作都在工厂。那时的工厂管理在如今看来可算十分宽松，每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星期休一天假，可以迟到，也可以提前一点走。

在工厂拿到那个年代的“铁饭碗”标志——招工指标后，她开始进入外经商场当销售。对她来说，这是个值得高兴的变动，毕竟，在工厂里灰头土脸的，又见不到什么人。

她在茶烟酒专柜待过，记忆中的瓶装燕窝和现在的差不多。到了下一个商场，她被安排去卖布匹。曾风靡一时的“的确良”面料，延用至今，只是改换了名字。

在第二家西湖百货上班时，她结了婚，也有了身孕。“我那年刚刚怀上你的时候，遇到一个刁蛮的顾客。”故事开始与我有关。

这个男人拿了一张假钱去买衣服，收到假钱的吕女士不露声色，只说，“麻烦你换一张钱。”对方转而质问她，为什么要换钱。她直言钱是假的，收到的反应却是掺杂着怒火的否认。闻讯赶来的经理选择平复顾客心情，找了钱给他。吕女士眼睁睁看着，那张100元假币就这样留在了她的柜台。


她发现自己动了胎气后，立即请假回家待了八个月，之后又连着休了半年产假。这样的情况下，百货商场仍留给她一席之地，让她可以重返职场。之所以离开这份看上去不错的工作，是因为在我一岁半时，照顾我的奶奶手部劳损，回省外老家去了。


我问她，当时辞职，不担心找不到工作吗？她说，“反正就想着，出来怎么都会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候没办法。”

旧事


这些工作场所，都已随着时间变得不可寻。工厂自不必说，外经商场在1995年底吊销了营业执照，西湖百货后来被私人承包，现在那栋楼里售卖的平价衣物，不再像昔日的布匹般，吸引顾客的目光流连。

待我上幼儿园后，我妈进了一间制衣厂做质检，工作内容听起来轻松，但工资很低，最要紧的是，车间的粉尘对身体有伤害。工作十个月左右时，她发现喉咙嘶哑，说不出话，辞工后不到20天，喉咙自然地恢复了正常。

1999年，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家中亲戚也开了一间家私厂，把她招去做出纳。这份工作比以往的难度高出一截。

她至今对第一次帮忙发工资的经过心有余悸。到马路对面的银行取钱，几十万现金，用报纸一包，揣在外套里鼓鼓囊囊地往回赶。那时银行门口抢劫多发，她每次去都得带上男同事作为保镖。临到发钱，也是技术活，将每个人的工资塞到不同的信封里，还需要核对，一旦金额不合，又要将信封一个个拆出来检查。

“我没有摸过那么多钱，好几十万，发到那天晚上八点都没发完，发到头痛。”吕女士的语气有点夸张，但应该包含了真情实感。这份工作让她学到了挺多东西，她记手机号码一类的数字很快，或许和与数字密集打交道的经历有关。

我对她的职业唯一留有印象的，就是两年后她那份电视购物实体店的销售工作。面积不大的房子里，最显眼的就是一排橱柜，里面摆放着各种暴利商品，诸如减肥腰带、丰胸仪器等等，我最爱的则是露天展示区的扭扭车，没有顾客时，我坐着它在中间的空地上来回驰骋。收银要用到的复写纸、紫外线验钞机，也成了我的玩具。

就是这样。在年初二的晚上，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她说我听，那些经历在她的“客家普通话”之下，渐次展开。

一开始拒绝我采访的吕女士，在随后的几天里不断问起，你的文章什么时候写啊？

我的思绪飘远，在某个平行宇宙，说不定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装修设计师。只是那里大概率不会有一个人，像这样记录她的故事。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