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因为带小孩，起诉女儿女婿，要求支付2018年2月-2023年7月间的报酬19.2万元。近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法院判决女儿女婿向外婆支付8.25万元。
据法院介绍，因孩子小宝的母亲胡某与父亲朱某一直在成都务工，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便将小宝交由其外婆段某照顾。胡某表示：她和丈夫每月给母亲生活费1000元，带孩的工资2000元。胡某称与段某就小宝的抚养问题签订协议书，但此事小孩父亲并不知情。外婆在多次催要无果时，遂向法院起诉。
法院认为，胡某夫妻对小宝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且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具备抚养能力，段某对孩子无法定抚养义务，故而胡某夫妻应向外婆支付因日常照顾、看护小宝产生的必要费用。不过，孩子的父亲朱某称：老人之所以要求支付“带孩费”，根本原因是他和孩子的母亲发生离婚纠纷，“她真正想起诉的是我”。
夫妻离婚时，老人出奇策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更多利益，不难理解。当然法庭判决也没有问题。现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1058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第1074条），与此前适用的婚姻法规定（第21条与28条）实质内容一致。
也就是说，现在成文法与司法实践承认的是小家庭，大家庭只是习惯法意义上的存在。一般情况下，在成文法意义上，老人对小家庭成员既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责任与义务。因此，任何一方的老人帮忙带孩子，是情分，不是本分。老人可以选择带，也可以选择不带；可以自愿无偿带，也可以事先或事后索取报酬，这些都是老人的权利。
类似的判决也不是第一次。南京有个著名的案例。2010年苏某与丈夫李某结婚。2014年8月，儿子出生并由外婆方某照料。2019年8月，俩人闹离婚。2020年12月，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孩子由苏某抚养。2020年10月10日，方某起诉当时还没离婚的女儿女婿，索求20余万元的带孩费。法院认为，方某无义务带娃，判决李某支付总计16万多元带娃费。
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也会有相反的判决。山东泰安有个案例。2013年姚某与丈夫苏某结婚，育有一女，2021年两人离婚。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都有工作，奶奶李某照看孩子。2021年，李某起诉要求姚某支付10万元。宁阳县法院认为：现在双方虽已离婚，但孩子与父母、祖辈的亲情仍在，不应将长辈的纠葛加注在孩子身上，“爱幼护幼，不予支持”。
同时，老人索要带孩费，也是“家务劳动补偿”的自然延伸，值得关注与辨析。
在司法实践中，离婚案较多出现“家务劳动补偿”的概念。一方工作挣钱，为家庭创造财富，给全职在家者与孩子提供转移支付；另一方则全职在家。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离婚时家产一人一半，例如家产200万，一人分100万。但按“家庭劳动补偿”的思路，全职挣钱者还要额外补给全职在家者一些钱。这种分法背后的逻辑是，认为全职在家者比全职挣钱者对家庭的贡献更大。理论上看，因为共同财产本身已经意味着对全职在家者的补偿，所谓的“家务劳动补偿”其实是二次补偿。合理与否？争论不休。
现实的离婚案时中，从前千般好的夫妻一方，都能以全职在家为由向另一方额外索要“家务劳动补偿”。那么，一方或双方的老人向小家庭索求“带孩费”就更合理了，因为带小孩本来就不是老人的分内事。这就是为什么当离婚案件“家务劳动补偿”越来越多，老人索要“带孩费”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两者既有正相关，也有因果关系。
从前，哪怕成文法意义上带孙辈只是情分，不是本分，一方或双方的老人向小家庭索求“带孩费”的案例极少，原因很多：或因为受到传统大家庭观念与习惯法的束缚，或因为怕伤害与孙辈的情分，或因为“怕被别人笑话”。但当夫妻在闹离婚时一方都可以向另一方索求“家务劳动补偿”，对老人的这些观念禁锢无形之中就松弛了，甚至消失了；甚至夫妻一方暗中向自己的父母支招，让老人起诉自己与配偶，能多争一些就多争一些，“肉烂在自己人锅里”。这就是我们看到此类案件与报道越来越多的原因所在。
陈斌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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