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广铭
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之后，就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一个名叫白塘的原极荒芜的地段，购置了一块地皮，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稍作成了一个家园模样，作为他的府第。府第的周围别无人家，房屋也仅蔽风雨，并不宏伟壮观，甚至连垣墙也没有修筑，看起来只像设在路旁的小旅店。
因为它西距江宁城的白下门和东距钟山各为七里，王安石就为它取名为半山园。实际上，就地理位置来说，名之为半山固甚确切，但就其规模来说，称之为园，却是很不相称的。白塘地卑，多年积水为患，王安石在此卜筑之后，乃因势乘便，凿渠决水，使与江宁城河相通。此后，王安石要进江宁城时，也间或雇乘小舫，泛此水渠而行。
半山园以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土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还被叫作谢公墩。这是王安石经常跑去游憩的地方。在那里摩挲着满生苍苔的石头，想象着谢安当年所完成的事功和在这地方居住的情景，他每每流连忘返。
王安石经常出游于江宁附近各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马是宋神宗赠送的，驴是自己买的。还雇用了一名牵卒。后来马死掉了，便专骑小驴。有人曾向他建议说，老年人出游最好乘用肩舆（轿子），他不肯这样做，并且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
苏辙曾在一道奏章中说王安石是一个“山野之人”，大概就是因为王安石的衣着装束和举止行动都不像当时一般士大夫们那样斯文、雅致和奢华之故。而他的这种本色，直到做了许多年的宰相之后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钟山有一所佛寺，名叫定林寺，因距离半山园较近，凡是不到别处旅游的日子，王安石就到定林寺去。那里有专供他居住的一所房子，王安石经常在这所房子里读书，著述，或者接待来访的客人。有名的书法家米芾就是在这里与王安石相识的，他为这所房子取名为昭文斋，并当场写了这个斋名。著名画家李公麟为王安石画了一张着帽束带神采逼真的像，也悬挂在这个昭文斋中。
为使北宋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做到“同道德之归，一名法之守”，使“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王安石在执政期间就由他们父子和变法派的吕惠卿等人重新注释了《周官》《尚书》《诗经》，即所谓《三经新义》。在其中，他们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而却有意地把法家、佛教所讲说的义理中合于这些书中的思想的部分，极力予以推阐和发挥。与《三经新义》相配合，他自己还着手编撰一部文字训诂方面的书——《字说》。当他第二次罢相时，编写《字说》的工作才刚开始，因此回到江宁之后，他在定林寺的昭文斋中所从事的，主要就是继续编写这部《字说》。
就《字说》的内容及其思想性来看，当时就已被人指称为“秦学”，因为其中既“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且还替李斯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解释。这显然是一部贯串了法家思想内容的书。所以，这时的王安石虽然已经不是直接操持政柄了，却还是想通过《字说》与《三经新义》的传布，而达到用法家的思想去影响当时的思想，用法家的治术为北宋政权服务的目的。
然而，毕竟是一个罢了官的人，退休在江宁的王安石，对于过去因从政而结下的恩怨，全都力求以淡泊心情来对待了。例如，对于背叛了他的吕惠卿的各种行径，有时他虽感到有些气愤，因而常不免随手写“福建子”三字以示意，但在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时，王安石却写了一封心平气和极富理性的回信给他，全信淳厚切实，不似当政时对待保守派所惯用的那种凌厉雄辩的词锋。
对于一向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并因此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当他北徙汝州，路过江宁时，王安石竟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加以接待了。
这时候的王安石，对苏轼只谈论一些与“诵诗、说佛”有关的话题，对另外一些到半山园或定林寺来访的人，也大都是谈论一些同样的话题，基本上是不大议论时事的。
从中反映出，王安石的生活和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谈诗说文、说佛味禅的生活，只是表明了这矛盾的一个方面；更确切地说，这只是他对待政治见解完全不同的人们的一种应酬办法。像王安石这样勇于担当变法重任的人物，他是不可能对于现实政治、国家命运和人类前途漠不关心的。只有对思想上、政治上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他才乐于与之谈论这样的问题。他在写给他的女婿蔡卞的一首诗（《示元度》）中说：“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圃。……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他不但把编撰《字说》当作一种自觉履行的政治任务看待，而且在他的一首《杖藜》诗中还吐露了真情：“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这也表明，他时刻深切关怀朝廷上的政治局势。
元丰七年（1084）的春季，王安石害了一场重病，有一次神志昏迷达两日之久。宋神宗派了御医前来诊视，经多方治疗，才得痊愈。病愈之后，对于几年以来所经营的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全觉得是一些累赘，就向宋神宗陈报，把半山园改作僧寺，并由宋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把在上元县境所购置的荒田熟田一律割归钟山的太平兴国寺所有。这年秋天，王安石的一家又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小的独院居住，不再自造宅第。
元丰八年（1085）的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写诗哀悼，同时也十分担心政局的变化。他只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翻阅书册上去，并经常写些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诗歌，借以排遣自己的忧思。
当他听到司马光拜相的消息后，他的担心更变成了忧惧。当有人告诉他说，“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时，他更受到很大刺激。从此，他陷入极大的愤懑苦痛当中，书册也不能起排遣作用了。他不但时时以手抚床，高声叹息，有时更绕床终夜，不能成眠。亲朋见其如此，便尽可能不使他听到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些举措，但也无法长久隐瞒得住。当他闻悉废罢市易、方田均税和保甲诸法时，还能强作镇定，及知免役法也要废罢，并且要照变法以前的旧样复行差役法时，王安石再也禁持不住，愕然失声地说道，“亦罢至此乎？”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
免役法的废罢和差役法的复行，是元祐元年（1086）春季的事，其时王安石已在病中。继此之后，从开封传来的种种消息，都使他更加忧心如焚，无法排遣，其病情便也日益加重。到这年的四月初六，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便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与世长辞了。
来源：（《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北京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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