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定居，留守农村的中老年群体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业的老龄化引发了近些年来关于“谁来种地”的争论。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当前种地不赚钱，年轻人不愿意返乡从事农业，农业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由此也诱发了政策界对“谁来种地”问题的担忧。这种观点背后假设的是老人农业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寄托于没有效率的老人农业上。然而，老人农业到底有没有效率是值得拿出来深入讨论的大问题，笔者认为当今是老人种地最好的时代，老人农业不仅有效率而且意义重大，“谁来种地”是被主流经济学界和部分媒体联合炮制出来的假问题，至少在当前甚至未来一、二十年“谁来种地”都不会成为问题。
一、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主要的经营形式，中老年群体是种地的主力军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持续深入发展，吸纳了2.9亿多农村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行业。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在很大程度缓解了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面临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困境，同时为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长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足十亩”的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形式。《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下的经营主体有19443.8万户，占比71.3%，10-30亩的经营主体有2883.9万户，占比10.6%，30-50亩692.4万户，占比2.5%，50-100亩的经营主体有293.4万户，占比1.1%，100-200亩109.2万户，占比0.4%，200亩以上的有50万家，占比0.2%。由此可见，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主要的经营形式，“大国小农”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
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种植区。在经济作物种植区，由于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相对较高，种地的收益不比务工的收益低，年轻人愿意在村或返乡种地，这部分区域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相对年轻化。在粮食作物种植区，由于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相对较低，种地的纯收益大致在1000元/亩，小农户户均不足十亩地的收益难以覆盖家庭日常消费和发展需求，因此，这部分区域，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父母在家务农成为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最优解。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安排下，中老年群体成为粮食作物种植区种地的主力军。根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显示，2006-2019年，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从46.6岁增长到55.3岁，60岁及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从15%提高到39.7%。由此可见，粮食作物种植区农业从业人员的逐步老龄化是客观事实。
二、当今是老人种地最好的时代，老人农业有效率，不应该被问题化
粮食作物种植区农业从业人员逐步老龄化是客观事实，但老人农业不等于没有效率，老人农业不应该被问题化。我国农业机械化服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使得当今是老人种地最好的时代，老人农业不仅没有问题，反而由于老人的田间管理更为细致，粮食的单位亩产要高于其他经营主体。
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粮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0年以前，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总体水平缓慢，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的农作物机耕水平为47.8%，机播水平为25.8%，机收水平为18.3%，机耕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为30.59%。这一时期，农业种植高度依赖人力和畜力。具体而言，农业生产环节中的耕种收以及田间管理都高度依赖人力，劳动辛苦程度较高，种地对体力有一定要求，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种地就逐渐显得吃力。因此，在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缓慢时期，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工时常在农忙季节返乡协助父母抢种抢收。
2000年尤其是2005年以后，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到飞速发展阶段。根据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2.8%，较上年提高了0.78个百分点；其中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86.42%、60.22%、64.66%，较2000年分别增长了38.6%、34.2%、46.3%。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78亿千瓦，较上年增长2.03%；拖拉机保有量2173.06万台、配套农具4022.93万部。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粮食物种植中农业机械逐渐替代了人力和畜力，农业生产中基本上完成了去劳动力化。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调研中也发现，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的粮食作物生产中的耕种收以及飞防等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小农户家庭通过雇佣或自持小型机械的方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仅田间管理环节需要人工进行管理，而田间管理环节基本上都是轻体力活。因此，身体健康的七、八十岁农民种地也不费劲。近些年，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农忙时期返乡抢收抢种的农民工越来越少，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农业机械化的使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了农业亩均收益，但是在外务工的家庭成员从农业中彻底的解放了出来，不用承担误工成本和往返的路费，家庭总收益反而有所增加。
除生产服务中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发展迅速外，近些年面向小农户的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也十分迅速。例如，农资供应服务以及农业生产中的单环节托管服务、全程托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发达。当前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十分完善，其为老人农业的长期存续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因此，当今是老人种地最好的时代。
当今是老人种地最好的时代，老人农业不等于没有效率。前面提到，当前粮食作物生产的人工环节主要集中在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属于轻体力活，老年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力，在务工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少，劳动力机会成本低，相较于在农业生产中计算劳动力投入的其他经营主体来说，他们特别愿意在田间管理环节投入劳动力进行精细化管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田间精细化管理的年龄偏大的种植户亩产较其他经营主体高100-200斤。2023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粮食产量实现“二十年丰”。说明老人农业是有效率的，老人农业不应该被问题化。
三、老人农业不仅有效率而且意义重大，老人无地可种后果很严重
老人农业不仅有效率而且意义重大：
第一，老人农业为农村老年人自养提供物质基础。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养老金的水平是低于150元/月，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村结婚成本不断攀升，男方不仅需要在县城花几十万买婚房，还要支付高额的彩礼以及三金费用，很多农民家庭都因此负债，中年农民的负担很重。在此背景下，家庭资源自然向子代倾斜，而对于养老则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老人农业非常重要，种地为老人自我养老提供了物质保障。老人种自家的承包地，粮食不仅供自己消费，养鸡、鸭、鹅等家禽，结余的部分则卖向市场，有一定的现金收入。简言之，老人种地粮食和蔬菜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养的鸡、鸭、鹅下的蛋以及肉是老人日常蛋白质摄取的主要来源方式。
第二，老人农业为进城的子代小家庭提供农副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县域生活小家庭的经济压力。中国农民的城市化是接力式的，需要几代人合力托举才能逐渐在城市中站稳脚步。在婚姻和教育的驱动下，当前农村子代家庭在县域生活的越来越多，县域生活消费压力大，买根葱都需要花钱，而进城的农民在县城主要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为了减轻子代小家庭在县域生活的压力，米、面、油、菜、蛋等农副产品主要由在老家种地的老人供应。笔者近几年在不同地区的农村调研均发现，在县城生活的农村小家庭普遍过着周内县城、周末老家的两栖生活，周末返回县城时都会带上老人种的米、面、菜、蛋等，极大的缓解了小家庭在县域城市的生活压力。此外，随着我国电商下乡和冷链运输的快速发展，很多在外地务工的家庭成员也吃上了老人在家养的家禽和蛋。
第三，农业劳作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秩序，是老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农村老年人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不仅对土地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而且他们的日常生活则主要围绕农业生产展开，农业劳作为老人提供了基本的日常生活秩序，是老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老人主要通过农业劳动获得价值与意义。笔者的外公今年87岁，外婆77岁，目前还种了二、三亩地，秋种红薯、夏种玉米，由于地处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肩挑背扛。外公外婆每年都养三、四十只鸡鸭鹅，鸡鸭鹅及其下的蛋没有卖过，自己食用一小部分，其余的通过快递寄给自己的子辈和孙辈。外公外婆也不缺钱花，外公每个月各种补贴加起来有1500多元，有积蓄，子女也都还算孝顺。在外公70多岁时，家里人就开始轮番上阵劝他们别种地了，种点菜自己吃就行了，老两口每次都是敷衍一下大家然后继续种。笔者去年回家时和外公外婆深入交流过种地的问题，外公说“不种了难道要坐着等死吗，我每天都去坡上转一转，找点事情做，日子好过些”，外婆则认为种点地养点鸡鸭鹅，时不时给每家都拿点或寄点鸡鸭鹅肉和蛋，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老两口的一席话让我幡然醒悟，深刻的理解了农业劳作对于农村老人日常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农业劳作是农村老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后半辈子过日子在某种意义上过的就是土地的日子。
老人农业意义重大，让老人无地可种后果很严重：
第一，老人无地可种会让国家陷入两难境地。将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大户或资本，按照当前土地流转市场的价格，土地流转租金大多在600-800元/年，最高的也就是1000元/年，老两口合起来两、三亩地每年可以获得2000多元的租金。老人种自家的承包地可以完成自养，但显然每年2000多元的土地流转租金很难覆盖老两口日常生活中米面油、肉蛋奶的开支。中年农民的负担重，家庭资源能够分配给养老的及其有限。因此，不让老人种地后，农民家庭对国家增强农村基础养老金的需求和呼声就更加强烈，农民普遍认为，既然不让老人种地了，国家就应把老人养起来，同样是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凭什么城市老人有退休金可以养活自己，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少得可怜，这不公平。国家也会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大幅度提升农村养老金当前国家财力不允许，维持现状则会激发农民对国家的不信任，损害国家的公信力。
第二，老人无地可种容易激发家庭养老矛盾，不仅会破坏乡村社会传统伦理秩序，而且会大幅增加基层治理负担。老人无地可种，国家也无力大幅提升农村基础养老金的水平，养老最终还是得落实到家庭上。前面提到，当前中年农民的负担很重，经济压力很大，代际之间、兄弟之间围绕养老的问题必将产生大量的家庭矛盾，甚至出现大量的不养老现象。当不养老现象成井喷式增长时，一方面其冲击了乡村社会传统的伦理秩序，加快了乡村共同体解体。另一方面，当农村家庭养老矛盾时，乡村干部不得不介入其中进行调解，必将大副增加基层治理的负担。
第三，老人无地可种后将过不好日子。当前，老人可以通过种地实现自养和安排日常生活秩序，老人无地可种后将过不好日子。一方面，土地流转租金无法满足老人的日常生活开支，养老还是主要靠中年的儿女，而中年儿女负担又重，家庭资源配置很难过多的向老人倾斜，因此，养老也只能是在低水平上。另一方面，老人主要依靠农业劳作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并从中获得价值和意义感。不让老人种地之后，老人的日常生活秩序被打乱，生活没有了节奏感，如果缺少新的活动来重塑老人的日常生活秩序，那老年人就真的如笔者外公所说的只能坐着等死了。
四、农田整治不应剥夺老人的种地权
中国的土地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农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问题，土地制度的安排不仅要服务于提高农业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耕地质量，当前各地都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改善农地耕作条件是为了地更好种，土地的单位面积收益更高，这原本对于农民来说是好事。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时往往配套了土地大规模流转，土地流转后让想种地的农户无地可种。例如，笔者2022年调研的中部某县，2021年规划建设16个高标准农田“万亩方”、每个“万亩方”的连片面积不低于1万亩，并且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全县60万亩的改造。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标准是3000-4000元/亩，各级政府资金投入近2000元/亩，其余的找市场主体进行投资，并且采取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即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完成后土地直接流转给投资主体。该县一个负责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说，他们乡上在做农业高标准建设时有三分之一的农户是明确反对土地流转的，主要包括原本的种植大户和老人，但为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目标，乡村干部通过各种方式做这部分农户的工作。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首的农田整治项目是好事，但各地普遍的做法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裹挟了土地大规模流转，让想要种地的农户无地可种。当前农村中想要种地的农户大多数是需要依靠土地实现自养的老人，农田整治不应以剥夺老人的种地权为前提。
中国农业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转型的结果大概率是走向适度规模经营，但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农业转型背后的实质是我国工农关系以及农村人地关系的深刻调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
曾红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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