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父母的一生，实在乏善可陈。我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一句显得高大上的话。我从书本上读来的故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两个人认识的字，数量加起来，不会超过二十个；他们能写出来的字，加起来，应该是个位数。这样的两个人，是我的父母，年轻时我常常有点恍惚，觉得荒唐，有点接受不了，有点怨天尤人。

　　所以我曾经想过，来生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坚定不移地选这两个人做我的父母。我感到痛苦。

　　不过——

　　现在，我认为，如果有来生，如果我有权利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将依然会选择他们做我的父母。我感到坦然。


资料图/ 源自网络

　　一九七二年，一个孩子从无边的黑暗里挣脱出来来到人间。孩子的生命是这样脆弱，仿佛两个手指轻轻一捏就能够让他重新堕入黑暗。他的母亲已经四十多岁。她已经生下六个孩子，活下来的，有四个。这些孩子，让她几乎耗尽了青春和身体的营养。她已经没有多少奶水，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无奈地睁着惘然的眼睛。孩子的父亲，她的丈夫蹲在床边的地上，一言不发地吸着旱烟。那些旱烟就像辛辣的生活，刺激着他的大脑和心脏，让他感到麻木和无奈。但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无奈，他也适应了无奈。

　　一个邻居进来了，抱着孩子夸奖：看这孩子，多好看。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几乎同时发出一声叹息：这孩子，不知道能养活不能！就是养大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得上用。

　　这个孩子就是我。那一对父亲母亲，正是我的父亲母亲。

　　——能不能养活，是不是能够跟得上用，这是我来到人间时带给父母的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我童年少年时，仍然常常被提及，虽然已经不再需要回答。

　　那一年，父亲五十一岁，母亲的年龄已经超过四十。有四个子女的农村家庭，突然增加一个孩子，还坚持把他养下来，我真是佩服父母的勇气。

　　母亲没有奶水，我只能依靠每天喝炼乳来维持生命。本家有一个婶子，她有个比我稍微大一点的儿子，母亲有时候就抱着我，蹭她一些奶水来吃。

　　我生活在那个村子里的时候，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由着自然的意志生长着，就像我们村子里的家禽和牲畜，就像田野里的草和野花，虽然寂寞，虽然艰难，但一直在不停地生长。我没有感到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别人的父亲母亲有什么不同。我对他们甚至连一点想法都没有。我任凭上天的安排来生活。但是等我离开这个村子，等我能够从外部回望这个村庄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心灵上的变化。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来到县城附近的一所中学上学。之所以能来这里上学，是因为我姐的班主任介绍。我姐是邓县二高毕业的优秀学生，虽然高考时，她只考上了河南大学，和理想的学校“差了不止一个等级”。

　　我所在的这所学校很有名。自然，是因为有比较高的升学率。每个星期天的傍晚，我骑着家里唯一的自行车来到县城，把自行车存放在姐姐的老师家里。星期五下午放学，再过来骑走，回家过周末。我姐姐的老师对我很关照。而我家也把他家当成一家亲戚。

　　我的同学小袁家在邓县二高。他父亲是二高的历史教师。他皮肤白，头发梳得讲究，衣服阔气，一看就是城里人。他平常穿的衣服，每件都是几十块钱的。要知道，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十块八块，那个年代的几十块钱，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天文数字。

　　老师排座位时，小袁热情地对我说：小郑，咱俩坐同桌吧。我初来乍到，当然对他心存感激。我们成了同桌。几天之后他问我：你爸是×××吗？他问的是我姐姐的老师。星期六他看见过我出现在他们家属区。我说不是啊，我家离这里有十几里路呢。他用异样的眼神看了看我。从此之后，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

　　他在桌子上画了一道线。当我的胳膊肘越过那道线时，他就拿起圆规扎我。中午没有地方午休，我就趴在桌子上稍微睡一会儿。他从家里过来的时候，总是使劲儿地用抹布擦他那边的桌面。他大声地嚷着：你这么大的人还流口水，你看看，把我这边都弄臭了。

　　学校里经常停电，上晚自习就得用蜡烛。我常常没有钱买蜡烛。他就把他的蜡烛使劲放在离我距离最远的桌子一角。回到家里，我只能默默地将一切都咽到肚里。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的父亲或者母亲是高中的老师，他会对我这样吗？不就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吗？我开始有了自卑，有了怨怼，因为父母的农民身份。

　　我曾经问父亲：你年轻时候为什么不去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你要是早早当个八路军战士的话，现在肯定是个当官的吧。父亲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一，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我问过母亲：你小时候，家里有钱没有，有没有给你留下一些值钱的东西？我本家的奶奶，家庭成分甚至不是地主。他们只是开过一个染坊。有一天忽然听说她家有一罐银圆。但是，我们家，什么也没有。连一件值钱的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屋子破破烂烂的农具，在每一个冬天倚靠在墙角。默默地等待一个冬天之后，它们横在我衣衫陈旧的父亲母亲的肩头走向田野。田野，在我的记忆中，绝不是美的化身。它意味着凛冽的寒风和灼热的太阳，意味着满身的汗水和从头到脚的疲惫，意味着艰难的劳作和可怜的收成，意味着你永远都得弓下身子，以卑贱的姿态向地球讨生活。

　　我记不得父亲母亲是怎么回答我的。反正大概意思就是：生就啥命，就是啥命，穷人家，只能认命。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怨气：你们年轻的时候正是革命年代，为什么不去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你们好赖能够为公家干点事也好啊。那么，我就不是农民的儿子。我家就是干部家庭。你们也实在太没有本事了，只能在这个小村子里修理地球。作为你们的儿子实在太倒霉。我这一生，看来也只有窝窝囊囊修理地球的份儿了。

　　我不记得父母面对我提问时的表情。现在想来，他们应该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世界本来就只有一个村庄大小。即使他们也许曾经走出过这个村子，但他们的视野永远局限在这里，到老，到死。这绝对不是我所想要的生活。但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知道。幸好我的学习成绩还好。我隐隐约约地知道，我应该努力，应该用做题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的父亲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死于脑血栓。一九八七年，十五岁的我上初二时，他第一次中风。而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我在六百里之外的郑州读书，他第二次中风。

　　现在的人，得了中风，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而当年，中风，特别是第二次中风，我们锞郑称之为“还风”，意味着余生要在病榻上度过。

　　我永远记得，那是阴雨绵绵的夏秋之交的一天。一个个亲戚邻居来到我家看我的父亲。父亲僵硬着身体躲在床上，母亲不停地抽泣。潮湿的空气里愁云密布。我的内心翻江倒海。

　　马上要开学了，还需要交学费。我分明记得，一个学期，需要几十块钱，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我对母亲说，我不想再去上学了。要是家里有钱，就给我买辆四轮车。谁家拉货，我去给他们拉，我能挣到钱。要是没有钱买四轮车，我就在家种地，我能把家里的地种下来。

　　现在想来，我其实未必下定了决心。我应该并没有坚定地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种地或者去开四轮拖拉机。事实上，我说话可能并没有认真经过脑子。但我应该这样表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几个哥姐都已经成家或者不在父母身边。在我看来，我那年逾六十的母亲，想要把那几亩地种下来，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母亲坚决地阻止了我。

　　那两年运气还算不错。第二年，父亲的身体有所好转，我也从初中，考到郑州的一所中专学校，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少年时候，我一直觉得，父亲的一生实在乏善可陈。他是一个农民，在这个世界上，和一粒尘沙存在于浩瀚的大漠没有什么区别。他吃了太多的苦而仍然是一个农民，活得实在不值。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为了做小买卖而挑着担子从我家步行一百多里到淅川；也曾经为了买到编筐的铁丝，从平顶山步行回家。从平顶山到锞郑，四百多里。在我看来，他所吃的苦并不比爬雪山过草地少多少。父亲这一生，基本上都在单打独斗地面对天灾人祸。他确实就是一粒沙，而已。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父亲。他只能是他自己。只有汗水是他的本钱，他毫不吝啬地把汗水抛洒在脚下的土地上，换得口粮，换得儿女的衣裳。闲下来，他就装一锅旱烟，注视着我们家房顶的一块砖瓦，想象着什么时候可以换取一块更好的砖瓦。他不可能把目光投向高天上的流云。那是他不能及的地方。他们只能够沿着命运派给他们的人生路线来走，但他们不想让我重复他们的人生路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父亲母亲已经派给了我人生的路线。他们就是我的命运。

　　他们是一对农民夫妇，“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目标。他们想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儿子远离生活的贫贱，远离生命的悲哀。

　　然而，生命有着固有的逻辑。生命的逻辑不会因为人的愿望而改变。无论这种愿望看起来多么合乎情理。我总以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逻辑，我总以为按照自己的逻辑就可以超越生活的苦难，可事实上，我自己的逻辑永远在生命固有的逻辑之内。

　　我原来总以为，生命是某种一劳永逸的欢乐状态——只有进入这种状态才意味着真正的生活。

　　现在我知道，生命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而不意味着其他。

　　父亲去世后，我姐和姐夫把母亲接到省城。母亲已经完全结束了乡间的劳累，她的生活看起来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我本以为，母亲已经开始欢度“幸福的晚年”。她可以在子女后辈的簇拥中进入生命的安然状态。

　　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太多心事的母亲。她为她的儿女不安。她当然知道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点力量来帮助别人，但她仍然有着自己的心事。当她的儿子、女儿及其家人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她虽然总是把平静留在自己脸上，但我分明能够看到她那沉在心底里的忧虑。

　　她风烛残年。她有几种病。她是个敏感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唉声叹气。

　　她很孤独。她没有自己的家。她和儿子或者女儿在一起住，她需要和儿子或者女儿的习惯调整到一致。当一家人都在忙着自己手头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任凭大块的时间缓缓流向虚无。

　　我看着母亲。我感到不安。无论是疾病对她的折磨，还是她精神上的苦闷，我都无法分担。我只有强作平静地和她闲扯着，或者是静静地陪着她，等倦意慢慢浸入我的眼睛。

　　说到底，没有人能代替别人生活。哪怕是至亲，某些时候，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人去病，去苦，去遭受命运的磨砺和时间的考验。

　　无论是父母还是我，生命都得靠自己完成。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我们都有同一个背景：

　　命运。

　　（本文摘自《地图上的乡愁》，郑雄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