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年轻人与中老年群体在消费需求上产生了一些交集，引发关注，比如年轻人报名参加“夕阳红”旅行团，一些不想点外卖的上班族涌入老年食堂，部分青年人挤进老年大学上各类兴趣班后发现“真香”……社交平台上刮起的这些新风潮，被外界调侃为“蹭老式消费”。向中老年消费方式靠拢，为何成为不少年轻人“向往的生活”？该如何看待？
首先，我以为“蹭老式消费”的直接动机是低价吸引。无论是“夕阳红”旅行团，还是长者饭堂，抑或是老年大学，其共同点在于相对低廉的价格，其前置性假设是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除了退休金外没有或鲜有其他收入，针对这一群体的物品或服务的售价自然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作为针对年长者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政府为部分服务或物品买了单（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蹭老有一定争议），部分商家为了促销之需，也纷纷让利于老人们。年轻人“混迹其中”，无疑反映了年轻人对低廉价格商品或服务的追求。
同时，旅游怎么说也算是放松的体验活动，长者饭堂的菜谱大概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老年大学的教授课程涵盖的插花、绘画、书法等才艺与技艺，这些商品或服务质量也不会太差。换言之，称呼上述商品或服务具有“物美价廉”的基本特点、较好的性价比，也不为过。年轻人发现了这个机会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与充盈自己，我以为算是慧眼识珠之举。
当然，这真实映射出当下年轻人生存压力巨大的客观事实，总体经济处于下行态势，老龄化程度日趋加剧，疫情的后续影响尚未彻底消弭，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就业竞争异常激烈，找工作难，同时也面临着工作压力，升职压力，租房与购房压力，结婚与成家压力，生育子女压力等等，如实说，当代年轻人整体的生存与发展处境不容乐观。
考虑到旅行、去老年大学上课等具体活动，我们以为年轻人加入其中，本身就是对都市化现代化语境下年轻人普遍身处的高强度、高压力、快节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抵抗、反叛与暂时性逃避（escapism）。面对没有办法超脱的各种以“内卷”为基本特质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年轻人能够积极地调试、调整与做出一些改变，通过旅游、学习等方式达至泄压与减压的目的，余以为是一件蛮好的事。
其次，“蹭老式消费”不应狭义地理解为消费领域，而应从具体的消费过程及消费过程中的具象性体验角度加以解读，即不能或不易忽视消费的社会性特征。“蹭老式消费”的核心要义是年轻人与长者在一定或一段时间内相处与互动，旅游短则一两日，多则三五天或一周，去长者饭堂吃饭和去老年大学上课则让年轻人与老年人有更长的相处时间，这样的相处会产生明显的学习效应。且这种学习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因为这样的相处与交流，年轻人可以获得长者提供的人生经验，长者可以被年轻人的活力或激情所感染。尤其于长者而言，如果年轻人乐于倾听他们的讲述或分享，他们通常的感觉是开心与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会得到显著增强。这个意义上，“蹭老式消费”的精准表达当是“互蹭式消费”。
这种“蹭老式消费”的一个直接功效是修复或改善年轻人与其家庭或家族里的年长亲属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有一些青年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他们与自己的父母交流甚少，经常以存在代沟为名，与父母保持距离，此即所谓的“断亲”现象，但他们却与外面的长者之间的交流持包容态度，部分年轻人经常主动或积极与老人沟通或交流。很显然，偶尔或经常参与“蹭老式消费”，无疑对增加年轻人与家人的亲密关系产生积极与正面作用。
对于“蹭老式消费”，有人或许会认为此举会挤占老年人的资源，一堆叽叽喳喳的年轻人突然加进旅行团，老人们会觉得年轻人多少影响他们的“宁静权”；一堆年轻人突然来长者饭堂凑热闹，老人们会觉得太吵了；一堆年轻人突然闯进教室上课，老人们会觉得拥挤、不自在。
更根本的疑点在于，上述只针对老人的各类专供性服务或福利，是政府买单的，是老年人保障体系的一部分，现在，年轻人蜂拥而至，明显存在老年人权利或权益空间被袭夺的嫌疑。但笔者以为，我们不宜静态地理解“资源”二字，如果因为年轻人的加入或加盟，让老年人甚至多数老年人受益了，习得了，这无疑也是另外一种隐性的宝贵资源。需知，资源不只是经济面向的，广义的资源当涵盖社会面向，后者主要指涉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层面；资源也不止于初始的静态资源，广义的资源还存在于初始资源投入后的习得性资源，我们不妨将后者想象为经济学或投资学领域的乘数效应。
我的意思是，跨龄或混龄（fixed structure）的人口结构通常产生良好的综合效应，因为彼此得益或受益于相互交流与学习。我们亦可以理解为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理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应用或运用。
我不由想起两个事。一个是在日本，一些幼儿园或小学在布局过程中，会选择与养老院毗邻，早上八点，老人们可以如期听到隔壁传来的朗朗读书声；下午四点，老人们在养老院门口看到放学的孩子向自己鞠躬，并彬彬有礼地说“爷爷好”“祝奶奶您今天快乐开心”；周末或假期，一堆小孩子及他们的老师来到养老院给老人们表演节目，一起吃饭，一起做游戏，作为回馈，老人们可以偶尔或经常去隔壁的学校讲述所在城市或社区的前世与今生。余以为，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应有之义。
另一个是最近一些年，国内一些城市纷纷提出构建针对特定群体的城市发展目标，譬如上海提出构建老龄友好型城市，北京提出构建青年友好型城市，深圳提出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长沙提出构建女性友好型城市。我就纳闷了，这种单独彰显针对某类人群的特殊关照，并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目标或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不存在针对其他群体的“社会排斥”（social deprivation）的嫌疑吗？你单单对老人友好，啥意思？对年轻人不友好？对儿童不友好？其本质性指向是不是，把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偏好性政策作为城市发展目标或战略时，势必会在资金、项目、政策、规划等方方面面有一揽子跟进性举措，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很多真金白银投入到了特定人群，这于其他群体而言显然不够公平与合理。从长远看，此举意欲伤害或戕害城市的多元性、包容性与公平性特质。
同理，我亦对部分人甚至部分专家主张或建议的构建专门的女性（地铁）车厢，或儿童（高铁）车厢不敢苟同。为何不能借由广泛的宣传与创新性实践，构建一个男女友好、男女平等、男女融合的高阶社会呢？为何不能对好动或哭闹的孩子持包容态度，甚至采用更积极与主动的方式，譬如主动与孩子聊天、玩游戏、打扑克等方式，让孩子感受到车厢里叔叔阿姨及哥哥姐姐们的温暖呢？很显然，无论是女性（地铁）车厢，还是儿童（高铁）车厢，都是旨在逃避与回避问题的短视之举，都在蓄意或故意旨在“区隔”（distinctiveness）与“社群隔离”（social segregation），都是在对抗或背离混龄或跨龄的基本原则。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姚华松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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