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杰
每当街头烤红薯摊前飘来一缕甜香，我的思绪便总会挣脱现实的缰绳，飞回那个炊烟袅袅的故乡，飞回儿时那间烟熏火燎、却充满了无限乐趣的厨房。
冬天的傍晚，是烤红薯的最佳时间。母亲会在灶下烧火，准备晚饭。我和哥哥的任务，便是去地窖里挑选那些个头适中、表皮光滑的红薯。选好了，用小手仔仔细细地洗干净，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们“安放”进灶膛。
我们不会直接把红薯扔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那会烧焦。我们专等母亲往灶膛里塞了一大捆稻草或豆秸，母亲起身去拿菜或添水的空档，我和哥哥便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
“就是现在！”我压低声音，哥哥便迅速将两三个红薯，顺着灶膛口的缝隙，轻轻推向最里面，那个被烧得滚烫、但又被一层薄薄的草木灰覆盖的“黄金位置”。动作要快，要轻，不能发出一点声响。
然后，我们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蹲在灶膛边添草，或跑到一边玩耍。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灶口，耳朵也竖得尖尖的，生怕母亲发现什么端倪。
灶膛里的火渐渐小了，只剩下红红的火炭和厚厚的草木灰。红薯便在那几百摄氏度的高温下，悄悄地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种若有若无的香甜气息，开始从灶膛里偷偷溜出来，先是钻进我的鼻子，然后便弥漫了整个厨房。
这味道是藏不住的。母亲总会笑着揭穿我们：“小馋猫，又偷着烤红薯了？闻到香味了哦！”
我和哥哥便嘿嘿傻笑着，承认了。这时，最激动人心的“开盲盒”环节到了。
我们用火钳小心翼翼地拨开滚烫的草木灰，就像考古学家在挖掘文物。一颗颗红薯露了出来，个个都披上了焦黑的“盔甲”，有的还裂开了口，露出里面金黄或橘红的瓤，滋滋地冒着香甜的热气。
“烫！烫！烫！”我们一边叫着，一边却迫不及待地用火钳把它们夹出来，放在灶台上。顾不得拍掉上面沾着的草木灰，便你争我抢地剥开焦黑的外皮。那一刻，幸福就是那热气腾腾、软糯香甜的红薯瓤，烫得我们直哈气，却依然舍不得放下。
有时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刚烤好的红薯瓤太烫，我们便把它放在另一个正在烧水锅的锅盖边缘，让它慢慢散热。有时候，也会因为贪玩，忘了时间，等想起来去扒拉时，某个红薯已经烧成了黑炭，或者因为埋得太深，怎么也找不到了，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那口草锅，那个灶膛，烤出的不仅仅是红薯，更是童年最纯粹的快乐和期盼。那弥漫在厨房里的甜香，混合着草木灰的气息，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宽容，是兄弟姐妹间分享的喜悦。
如今，厨房早已换成了煤气灶、电磁炉，干净、便捷，却再也找不回那种围炉而坐、满怀期待的温馨。街头的烤红薯，用的是专业的炉子，香气或许更浓，却总觉得少了那一缕草木灰的焦香，少了那份从炉膛深处扒拉出珍宝时的惊喜。
那炉膛深处的甜香，早已随着炊烟飘散在童年的风里，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温暖而悠长。
（来源：沈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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