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东勃
六一儿童节将至。这个节日属于孩子，却也该属于家长——它是一年中难得的契机，让我们从辅导作业、规划前途的日常里抽身，重新打量一个老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家长？
107年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开篇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接着，他列出当时为人父母的四重忧虑：怕解放后自己一无所有；怕父子从此疏隔；怕长者要吃苦；怕子女要吃苦。百年过去，前三种“怕”已渐消散，唯独最后一种——怕子女吃苦——不仅未消，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当代代际关系中最紧绷的那根弦。
我日常与不少大学生及家长交流，深感此“怕”之沉重。几年前，有位母亲向我倾诉，孩子上大学后，感觉不如在自己身边时亲近，每次要与之视频通话，总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有家长发现，子女朋友圈转发的内容自己“看了头大”，想规劝“多点正能量”，却换来沉默或争执。更普遍的困境是：家长明明心疼，孩子却觉得烦；家长试图引导，孩子却感到被束缚。一方觉得“我为你操碎了心”，一方觉得“你根本不懂我”。代际裂痕往往不是不爱，而是爱的方式错位了。
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我们常低估了年轻人的承受力与判断力，又高估了自己“遮风挡雨”的必要性。鲁迅早就批评过三种做法：一是“锢闭”，以为可以把孩子与社会隔离；二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这样才能立足社会；三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放到今天，这三种思路不过换了面目：或是不让孩子看“负面新闻”，或是过早教其“人情世故”，或是以“为你好”之名替其做一切决定。本质未变：都是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独立行走的能力。
然而，青年从来都是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成长的。1971年，因“上错车”而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对“嬉皮士”的看法，总理的回答至今令人动容：“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这番话里有一种难得的开放性：承认青年不成熟的探索，尊重其好奇的权利，相信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
作为年长的一方，我们何尝不需要这份包容？哲学家熊十力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谐和。”年轻人初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多面，难免有一段“孤冷”的适应期。此时若强行代劳，堵其耳、束其心，看似保护，实则剥夺了他们建立稳固认知框架的机会。治水之道，堵不如疏；育人之道，亦然。
当代青年并非脆弱的一代。他们能在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能在价值多元中锚定自我，能在目睹社会复杂后依然选择热爱——这正是年轻人最本真的底色。家长不需要替他们过滤世界，而应相信他们有能力在看过世界之后，依然保有这份底色。
当然，放手不等于放任。鲁迅讲的“完全的解放”，前提是“尽力的教育”。在子女成年后，这个“教育”更多体现为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有事商量，而非命令；提供视角，而非强加结论；在其求助时出手，在其探索时退后。他们是你的孩子，但已年满十八岁，有生活自理能力，有自尊心，有需要试错的空间。
六一儿童节，不妨把它当作一场家庭内部的“和解仪式”。对年幼者，它是欢乐；对年长者，它该是提醒——提醒我们从管理者退位为同行者。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减少不必要的日常干预，把精力放回自身，做好自己的事，本身就是对子女最好的示范。让他们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心与人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交换、比较、反复中建立自己稳固的三观。这既是“完全的解放”，也是最深远的负责。
百年前的觉醒年代，鲁迅把改造家庭的矛头对准宗法社会；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开放也更复杂的时代。有“事儿妈”，才会有“妈宝”；代际之间最理想的和解，莫过于家长承认子女已是独立的成年人，子女也理解父母牵挂背后的深情。如此，方能不堕入自暴自弃的陷阱，充实自我、提升自我，在理解与尊重中共同向前。
儿童节年年都有，但孩子只会长大一次。吃一堑长一智，跌倒了再站起来，这是成长的烦恼，却也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做家长的功课，就是让孩子们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而这条路，终究要他们自己去走。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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