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门三父子”看家风家教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并立于“唐宋八大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千古文章的背后，不仅有读书正业的薪火相传，也有道德风骨的耳濡目染。


读书明理

在中国文化史上，父子兄弟并称于世者并不鲜见，但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者，可谓绝无仅有。

苏轼22岁、苏辙19岁即同科进士及第，名动京师。

苏洵科举蹭蹬，在屡挫之后转而“自托于学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逐渐成为涵养学问的文章大家，最终著成《几策》《权书》《衡论》等传世名篇。

更重要的是，苏洵将“学以成人”的理念，深深植入两个儿子的精神血脉。细绎苏氏家教，其核心在于对“道”与“器”、“本”与“末”的深刻辨析。苏洵尝言，读书在于“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治身是内圣之功，治人是外王之用，二者不可偏废。又言：“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将读书的目的提升到“立人”的高度。读书重在修身养性、涵养心志，继而推己及人、经世致用。

文豪成群出现，往往离不开适宜的文化土壤；薪火相传，往往离不开家风的绵绵用力。司马光为苏洵之妻程夫人作墓志，称其“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识其大义”，关键在于砥砺气节、开阔胸襟、明辨义利。

苏氏家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读书与生活融为一体。苏辙回忆与兄长苏轼的童年时光，写下这样的句子：“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游戏图书”四字，道尽苏氏家教的真精神：读书不是苦役，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与生命相伴终身的乐事。


山河万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洵不仅重视书本教育，还注重在行走中淬炼儿子的见识与胸襟。他经常带着兄弟俩游历名山大川，每到一地都不忘瞻仰追思先贤。即便不能带儿子出去，回到家中也常常给他俩讲述路上见闻。这种行走的力量深深影响“身行万里半天下”的苏轼。40多年的宦游四海经历中，苏轼对人文古迹情有独钟，留给后人不少山水名篇。

苏轼兄弟第一次重要的出行，是随父亲出川赴京应试。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自眉州出发，经成都、阆中，越秦岭，抵汴京。一路之上，父子三人饱览山河形胜，拜谒沿途名士，唱和诗文不绝。这趟行程长达数月，将广阔天地作为课堂，让书本知识与社会阅历、自然感悟相结合。行走于神州大地，让苏轼真正理解父亲的学问，也让苏辙在《南行集》序中写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嘉祐四年，苏洵父子三人再次从眉州启程，沿岷江、长江东下，赴汴京候官。此行历时半年，途经嘉州、渝州、夔州、江陵等地，三人唱和诗作百余篇。苏轼曾言：“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这段话道出了行走对创作的激发。当胸中蓄积山川气象、人情风物，便不能不发而为文。

从眉山到汴京的路，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精神上的淬炼。苏轼后来宦游四方，历经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足迹遍布许多地方。他留心民情、兴修水利、创作诗文，将行走的体验化为生命的养分。


诗书传家

“三苏”伟大的文学成就背后，除了他们本人的天赋、聪明与刻苦之外，还有程夫人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巨大辛劳。程夫人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性情仁慈、知书达礼、劝夫以进、教子以学、持家以富，堪比孟母、岳母。

苏轼童年时代，苏洵常常游学在外，对苏轼的教育主要落在程夫人的身上。她不仅教子以学，更注重对孩子人格的培养。司马光在为程夫人所作的《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称赞“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又曰“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

相传，当年苏家搬进眉山新居不久，发现前人窖藏的一坛金银。面对天降之财，程夫人叫人重新埋好，并教育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是做人的准则。”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其“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等廉洁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苏母的教育。苏宅四周竹林密布，程氏借竹喻人，教导苏轼兄弟要像竹子一样，有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坚贞气节。苏轼还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记录，母亲对杀生行为甚为痛恨，特意嘱咐家里的小孩、仆人不能捕捉鸟雀。

“三苏”之所以能成为“百世之师”，既因为有道德文章，也在于有家风传承。“诗书传家久，风骨继世长。”真正的“起跑线”，不是知识的提前灌输，而是品格的奠基、阅读习惯的养成、正确义利观的树立。家风纯正，方能雨润万物；家教赓续，才有世代风华。


（《解放日报》4.7 梅荣 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