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肖恩 · 赫本 · 费勒
进入1992 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是第五个年头，工作变得异常繁重。日程表上的安排令人精疲力竭。因为机票由捐赠方提供，有时她前往发展中国家时不得不多次转机。随后，她会前往发达国家，在那里，她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出席各种活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筹款工作。
在数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母亲看清了少数人的私欲怎样摧毁着孩子们的未来。索马里最残酷的现实在于基础设施荡然无存。在越南这类国家，她还能憧憬医院、学校和道路的重建。但在索马里，一旦离开首都摩加迪沙，就再也没有学校、医院和道路。
她曾说，和平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我们有研究战争的方法，甚至在大学里教授它。如果有个地方能让我们学习怎样创造和维护和平，那该多美好啊！一所和平大学。”
从索马里归来后，母亲便一直说胃痛。
维多利亚式的教养使她不愿告诉弟弟卢卡和我，但她曾前往瑞士求诊许多专家，但检查结果没有见到明确的病灶。于是母亲决定，等到1992年10月前往洛杉矶时再做深入的检查。
然而，事与愿违。洛杉矶的医生们又给母亲进行了一系列检查，结果仍然是同样模棱两可的诊断。最后，他们建议她进行探查性腹腔镜手术。我们把她送进西达斯-西奈医院，于1992年11月1日进行了手术。两小时后，外科医生来到候诊室告知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她后来淡然地称其为“可憎的”），并且已经扩散。据他们判断，癌细胞的原发位置可能是阑尾。
没有人能够发现它，因为阑尾无法通过内窥镜触及；它的角度过陡，使人无法看清拐角后面的景象。这个我们知之甚少的无用小器官正在夺走她的生命。
癌细胞缓慢地生长，或许已经长达五年之久。它没有形成实体的肿块，却像薄纱一般转移扩散，将母亲的肠道层层包裹。医生告诉我们，他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治疗，以求某种程度上缓解病痛。
母亲承受的剧痛源于回肠（小肠）的绞窄，当营养物质越来越难以通过时，肠道便会剧烈痉挛。医生切除了约三十厘米长的肠段，随后为她缝合了伤口。
我们必须等待她的伤口愈合后，才能让她接受首次化疗。家人们轮流在白天照料她：我通常早上去看望她，然后以处理工作为由去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我会花上几个小时阅读资料，查阅文献，并致电各大癌症中心以获取最新疗法的信息。
一周后，我们把她接回了“家”——她的挚友康妮·沃尔德的住所，每次到洛杉矶她都住在那里。她们最初的相识是在母亲拍摄完《罗马假日》初抵洛杉矶的时候。之后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他是电影史上最富创造力且多产的制片人兼高管之一。
多年来，母亲与康妮一直是极好的朋友。我们常到她家共进温馨的家庭晚餐。每次用餐完毕她们总会争抢着收拾餐具。康妮总叫我母亲“鲁比”，仿佛她就是电视剧《楼上楼下》里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专横老太婆，她在这个家里待得太久。母亲总辩解说，一个好客人至少该有洗碗的权利。她们一起烹饪食物，开怀大笑，彼此深爱着对方。这里确实是母亲的第二个家。
但这次回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如此沉重的时候，能拥有这样一个避风港，一位为她亲手熬制鸡汤的朋友，何其有幸！
第一次治疗的日子到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副作用及治疗的不良反应。她本应在一周后接受下一次治疗，但事与愿违。几天后，她的回肠再次发生梗阻，引发的剧痛令她难以忍受，术后止痛药也无法缓解。
我们仅有过几天充满希望的时光——在泳池边陪她小心翼翼地散步，夜晚围坐在她的床边看电视，全家人都坐在地板上观看英国情景喜剧《弗尔蒂旅馆》和探索频道的自然节目。她说，自己如此享受这些节目。它们让她确信自然的奇迹，一切依然鲜活，无论发生什么，生活仍然会美好如初。
医生们希望她尽快回到医院。1992年12月1日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天。我们正准备把她送回医院。大家各司其职，忙碌完，我在她的卧室单独待了一会儿。我帮她穿衣服，忽然间，万千思绪涌上她的心头。她转过身紧紧抱住我，抽泣着，满含泪水。我也紧紧抱住她。只听她轻轻低语：“我好害怕。”我站在那里，用尽全力紧紧抱着她，心里像压着巨石般沉重。我向她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携手共渡难关，如果遇到危急情况，我一定会告诉她。
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她真切的恐惧。年少时，我常常与她彻夜长谈，我们探讨亲情、爱情和生命的本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彼此对对方的细微思绪心知肚明。我们之间有一条精神脐带相连。有人说，人生中有些时候，父母和孩子会发生角色的互换。我本以为那是父母年迈体衰无法自理的时候。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前景并不乐观，但内心的不甘驱使我们继续前行，满怀希望与信心，如同孩子被告知“明天就会好起来”一样。
（《优雅永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
内容来源：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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