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是一个热度很高的话题。近日，“广东人的彩礼”又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有不少广东网友表示：整体而言，广东人的彩礼一般都不高，有的女方家甚至象征性收几千、几百元；客人参加婚宴随礼一般包红包大多为一百、两百元，有的主人家收红包后还回礼，或者折角封还，代表心意已领。网友的反应，以夸赞居多，如“原以为全国最高，没想到，实则全国最接地气”。
说到彩礼，其实目前盛行于一些地方的高额彩礼与传统婚俗无关，充其量只是包浆都还没有形成的“新民俗”。
传统婚俗中有聘礼，即六礼中的“纳征”。实践中，嫁妆一般高于聘礼。南宋吕祖谦所订《宗法条目》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嫁女费用是娶妻的两倍。《红楼梦》中，王熙凤说：“剩下三四个（姑娘），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不拘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嫁女费用是娶妻的三倍有余。父母在女儿出嫁时要分割一大笔财产给女儿，嫁女导致“家庭财产净损失”。
1949年后的第一部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现象。这一条被1980年婚姻法以及2020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所沿袭。不过现实中，确有男方支付高额彩礼，并被定义为“以结婚为目的的有条件赠与”。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彩礼一经付出，要想全额索回很难，哪怕未领结婚证或领证后立马离婚。
实践中的彩礼，有多种类别，性质并不一样。有的女方家庭礼节性、象征性地收一些钱，如前述“广东人的彩礼”。有男方给的彩礼高，女方父母并不截流，而是让女儿带回小家庭，并且可能还出了数额相当的嫁妆，无论彩礼还是嫁妆，都是真真切切的“给小家庭的启动资金”，新人是秉持“长期主义”，是想长长久久过一辈子的。这两种或不高额或高额的彩礼都没有什么争议。
有争议的是下述两种高额彩礼。
男方支付高额彩礼，女方父母全部截留或截留相当部分，这会变成男方父母或小家庭的高额债务。若是婚姻长久，男方父母也能捏着鼻子忍了；若是婚姻很快破裂，这钱拿不回来，那男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可能就打水漂了。即便是前者，对想长长久久过一辈子的女方也没有任何好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高额彩礼并不是对女方的“买断”，女方仍要赡养、男方仍要协助赡养女方父母。
男方支付高额彩礼，女方依据司法实践变为自己的个人财产，并不用于小家庭两个人的共同生活，或成为“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通常的理由是“生育补偿”“安全感”之类。这样，高额彩礼就会成为男方父母或男方一个人的高额债务，这样的这样的安排，对女方来说是收益前置，对男方来说是风险前置。男方在失去了大额财产所有权的前提下，还面临人财两失的风险，特别没有安全感。
上述两种高额彩礼在现实中引发了大量纠纷。那么，如何从婚姻的本质出发解决高额彩礼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家境优越或收入高的女性越来越多，也出现了经济上女强男弱的家庭。不过，绝大多数家庭，男方仍是主要或唯一的经济来源，向妻子儿女提供转移支付，即经济贡献上男强女弱。设若：女方走入婚姻，是为了让男方与自己共同抚养子女，或者说取得男方的转移支付，那么，哪一种安排有助于子女健康快乐成长与福祉、有利于婚姻幸福长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婚姻应该建立在爱与道德的基础上。
道德的核心是对等，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或者说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
如果一种婚姻与财产安排，赋予一方无限的权利与保障，却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同时对另一方施加无限的义务、要求其承担所有的风险，却没有任何权利与保障，即双方极度不对等，那婚姻不可能稳定，因为前者可以从这种极度不对等的关系与结构中进行制度套利，例如催生“结婚是创业，离婚即变现”的套路，让后者对婚姻失去信心。
其二，把爱、道德与对等的原则具体化，无非是尊重每一方的个人财产权，然后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履行各自的本分，而不是一方凭借一纸婚书就可以肆意掠夺另一方的财产。法律与司法实践应该基于公道与正义而施展，而不是拉偏架。
例如，男女在走入婚姻之前，商定将来如何建立家庭“公共财政”，哪一方出多大比例，双方如何共同决定大宗支出；如果一方全职在家，给多少家用；如果决定要孩子，需要多少钱，男方出多少钱；把彩礼的来源与归属也纳入未来小家庭财务考虑之中，站在婚姻长久稳定与子嗣的利益福祉高度，双方有商有量。
若有必要，双方父母乃至亲友也可以参与。这样的商量，也可以避免头脑发热或一时冲动，提升双方的家庭责任感。如果有这样的深思熟虑，相信高额彩礼的问题也就消解于无形。
陈斌 责编 辛省志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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