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一位年近90岁的独居老人，在多次咨询后，选择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下称“中华遗嘱库”）立下人生第一份遗嘱，内容主要涉及近一万元存款的分配。
被问及名下无房产却仍要立遗嘱的原因，老人表示：“孩子们条件都不错，不在乎这点钱。但我怕自己走后，他们会因为这点钱产生嫌隙、伤了感情。把钱分清楚，我才能放心。”
过去12年间，像这位独居老人一样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的已超过30万人——截至2024年，中华遗嘱库累计提供57.2万人次遗嘱咨询服务，登记保管35.7万份遗嘱，其中老年人占比在70%以上。
10月22日上午11点，因咨询需求持续不断，中华遗嘱库北京东城分库项目的十余个遗嘱洽谈室仅剩下两间空闲。现场正在订立或咨询遗嘱的人群中，银发老人是主力军，其中不乏坐着轮椅或由子女陪伴着的老人。
今年3月，中华遗嘱库通过分析30余万份遗嘱后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年度）显示，空巢老人、未婚者立遗嘱的数量持续上涨，房产归属最受老年人关注。
中华遗嘱库主任陈凯表示，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与资产形式多元化，传统的口头约定或简单书面遗嘱已无法应对复杂的财产分配问题。近几年，因缺乏有效遗嘱导致家庭矛盾的案例比比皆是，全国继承纠纷案件数量也呈现高位运行的特点。可以说，规范化立遗嘱已成为刚需，遗嘱是个人避免财产旁落的最重要工具。
2013年，作为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全国性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项目正式启动。在推动“立遗嘱”观念过程中，陈凯最直观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普通老人不再视遗嘱为“不祥之兆”，而是将其视为必要的法律工具和家庭责任。
他说：“遗嘱的普及程度，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没人能预料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若未立遗嘱，家庭财富传承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矛盾。203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预计超4亿人，届时遗产纠纷或许会成为较大的社会矛盾之一，订立遗嘱及处理相关纠纷，或将成为超四分之一人群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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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现实需求的冲突
近两年，在北京等城市的公交站牌中，中华遗嘱库的公益广告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广告的落地过程一波三折。
2023年，中华遗嘱库首次投放公交站牌公益广告时，“遗嘱”一词就成为陈凯面临的最大阻碍。相关审核人员明确反馈，“这个词需要避讳”。为推进广告顺利投放，陈凯不得不另辟蹊径：用“家庭财产继承公益项目”替代“遗嘱”二字，同时附上自己的头像，并在旁标注“中华遗嘱库创办人”。
即使如此，陈凯依旧收到了很多投诉。其中一位老人直接投诉说：“一早就看到‘遗嘱’一词，心里很膈应，希望不要将遗嘱放在如此醒目的位置。”
此后两年，随着社会观念的逐步改变，公益广告中“遗嘱”一词才被默许逐渐放大字号，最终成为广告里最显眼的部分。
陈凯表示，在立遗嘱上，老人的实际需求其实与社会观念脱节，大众普遍没有意识到老人对立遗嘱有非常强烈的内在需求。因此即便在当下，反对“遗嘱”的声音依然存在。
2013年，在中华遗嘱库成立当天，一系列咨询需求就蜂拥而至。机构内，6部热线电话几乎片刻没有停歇。第二天一早，热线电话依旧有上百个未接来电。许多老人在咨询过程中，传递出“儿女们争夺遗产”的担忧，希望立遗嘱来规避家庭财产继承矛盾。
但在大多数场景中，普通人对遗嘱依旧避而远之。例如，某一次在酒店开研讨会时，陈凯就遇到了场地负责人要求撤掉中华遗嘱库立牌的尴尬，理由是会影响其他客人。重阳节进社区宣讲时，陈凯的团队也被要求不能挂遗嘱库标识，只能挂“法律咨询服务”的牌子。
陈凯说：“此前做宣讲时，很多老人一听立遗嘱，扭头就走，甚至怀疑我们是骗子。虽然短期内遗嘱推广遇到一系列挑战，但从道德和法治角度来看，立遗嘱依旧是刚需。”
根据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2020年、2021年、2023年继承纠纷案件数量均在11万件以上。以北京为例，北京一中院2022年6月通报的数据显示，自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来，该院审结家事案件1022件，其中继承纠纷占比29%。
2021—2023年，在中华遗嘱库立遗嘱人的户均资产量从626.5万元上涨至744.1万元。同时，遗嘱中的财产类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包括不动产、银行存款、公司股权、证券基金、理财合同、名贵收藏品等。
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和家庭结构小型化更让立遗嘱的需求凸显。截至2024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超3亿人，占总人口的22.0%。而在2024年，中华遗嘱库老年人订立遗嘱总数量为40176份，其中空巢老人订立遗嘱占比达60.28%。
陈凯表示，大部分空巢老人订立遗嘱的原因是为避免纠纷和简化手续。其次，隔离子女婚姻风险的比例仍然不在少数。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是立遗嘱的最大刚需群体，遗嘱与他们的权益密切相关。
此外，2024年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空巢老人中，北京、上海、广东地区的总量占比达77%。近几年，在全国推广遗嘱观念过程中，陈凯也发现，一线城市对立遗嘱的观念在快速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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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遗嘱人群的“多样化”
2020年，中华遗嘱库推出“微信遗嘱”小程序留言功能，用户可通过小程序上传文字、图片或音视频内容，用于传递祝福、情感表达等非财产性事务。留言由中国遗嘱库保管，用户可设置去世后寄送或指定日期递送。
虽然“微信遗嘱”明确标注不具备法律遗嘱效力，但大量年轻人依旧在这里给爱人、家人留下了心里话。
2020年，中华遗嘱库一共收到将近7万份“微信遗嘱”。2020年2—3月，“微信遗嘱”数量创新高，最高峰时一天达上千份。
陈凯表示，疫情期间，公众订立遗嘱的意识明显提升。2016年至2023年，中华遗嘱库每年办理遗嘱订立的人数平均维持在4万人左右，而2023年这一数字首次突破6万人。从“微信遗嘱”的内容来看，疫情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让许多人重新审视生死，不再对死亡抱有畏惧；二是让更多人更加珍视亲情与友情。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的近7万份微信遗嘱中，20—30岁人群占比为38.7%、20岁以下用户占27.4%，不少人是在读学生。
陈凯表示，遗嘱正在被更多年轻群体所接纳。在中华遗嘱库，2017年30岁以下订立遗嘱的数量为61人，2023年达到了1030人。遗嘱年轻化趋势表明，现代年轻人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和规划意识逐渐增强，国人对遗嘱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遗嘱观念正在陆续发生转变。
带有年轻人标签的资产，也逐渐成为遗嘱中的重要部分。从2017年至2023年，中华遗嘱库一共收到488份遗嘱内容涉及虚拟财产。
陈凯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一名30多岁的游戏主播凭借出色表现积累了大量粉丝，其名下直播账号也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因为意识到虚拟财产同样需要妥善规划，同时担忧该账号的继承风险，该名游戏主播在中华遗嘱库订立了遗嘱，明确在自己离世后，将直播账号留给同样热爱游戏的弟弟继续运营。
陈凯表示，微信账号、QQ、支付宝、游戏账号、多样化的虚拟货币等已经成了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年轻人立遗嘱更深层的需求来自财富代际转移的观念转变。新生代群体更倾向于通过法律工具明确财产归属，避免情感消耗与家庭裂痕。
除了年轻群体，单身族、丁克家庭也成了立遗嘱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北京东城分库项目志愿者李艳艳曾接触过的一个案例是，一对年轻的丁克夫妻因为放心不下宠物猫，在遗嘱中明确指定了一位同样爱猫的朋友作为继承人，将一部分财产（足够宠物余生开销）留给他，并附带了详细的“抚养手册”。此外，夫妻两人还指定了一位遗产管理人，以确保他们的愿望被忠实执行。
据了解，截至2024年，中华遗嘱库共有2618名未婚、不婚人士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对于未婚、不婚人群，“照顾父母”是他们订立遗嘱的主要目的，“防止财产下落不明”“简化手续”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方面。
专业化制定遗嘱
2007年，陈凯在澳大利亚与海外律师同行交流时，因偶尔提及国内一位相声演员突然离世后的家庭财产纠纷案例，第一次意识到国内外对遗嘱观念上的差异。
面对海外同行“他为何不写遗嘱”的疑问，陈凯一时语塞。当时，国内遗嘱文化尚未普及，即便身为律师的他，也未曾订立遗嘱。与之相反，海外同行能毫无顾虑地提及已备好遗嘱，在当地不立遗嘱的人反而是少数。
回到国内后，陈凯接连帮助了多个因未订立遗嘱而陷入财产继承纠纷的家庭。同时他发现，电视台播出的家庭调解类节目数量越来越多，而其中诸多矛盾的根源都与老人离世前未立遗嘱有关。
自此，建立遗嘱库的想法在他心中开始萌芽。
陈凯说：“遗产纠纷的关键问题在于老年人财产自主权的缺失。因此，中华遗嘱库启动的初衷，就是构建一套既能规范订立、又能安全存管遗嘱的服务体系，进而避免后续产生一系列继承纠纷。”
截至202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了118例涉中华遗嘱库的生效案件，所有遗嘱均被认定为真实合法有效。
为实现遗嘱的规范订立，在中华遗嘱库，立遗嘱人需完成多个环节，具体包括遗嘱咨询、遗嘱订立、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指纹扫描等。其中精神评估阶段尤为关键。该环节会通过专业评估方式，判断立遗嘱人是否神志清醒，订立遗嘱时是否处于自主自愿的状态，以及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作为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为满足特定条件的个人提供免费遗嘱订立服务。
陈凯表示，由于缺乏专业化认知，现实中大部分人不会正确书写遗嘱，导致遗嘱存在各种瑕疵，最终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在中华遗嘱库完成系列遗嘱登记后，个人会获得一张类似身份证般的遗嘱登记证。工作人员通常会提醒老人，将遗嘱登记证与身份证等重要证件放在一起。此外，个人也可以通过中华遗嘱库官方查询已订立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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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表示：“作为公益组织，中华遗嘱库的筹资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公益组织能解决的问题有限。遗嘱背后是整个财富传承产业，如果相关产业能繁荣发展，公益组织也将从中获益。因此，中华遗嘱库的最终目标，是向全社会普及立遗嘱的观念。”
现如今，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56个服务中心，但在陈凯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算了一笔账：全国共有49416万户家庭，假设其中70％为城镇家庭，而城镇家庭中又有一半存在订立遗嘱的需求，那么遗嘱潜在需求量约为1.7亿份。由此可见，尽管当前遗嘱普及率仍处于早期阶段，但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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