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之后，我和父亲见面较少，每年只在过年、中秋以及父亲生日时聚一聚。不过，平时我们线上沟通很多，聊天也很随意，像朋友一样交换近况。比如他会跟我说他最近又去哪钓鱼，烧了什么菜，或是看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
去医院的路上，我反复思索父亲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爷爷奶奶那边没有一个人患癌症，父亲排行老五，他的哥哥姐姐已七八十岁，全都身体健康，为什么67岁的父亲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医院后，我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小时，终于看见了父亲。他躺在病床上，被推了出来，全身插满管子，面色苍白……
一个月前，他还和我一起吃日料、喝酒，庆祝新年……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感觉父亲突然间老了，但无法想象他即将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心存侥幸。
因为胰腺癌中晚期只有约20%的人可以做手术，能做手术，意味着有更长的生存期。父亲的手术结束后，主刀医生也对我说“手术做得很顺利”。所以最初做完手术后，父亲状态不错，我总有一种错觉，觉得父亲会活下去。医生是鼓励型的，和我说“没关系”，让父亲接着放疗、化疗。
自从父亲生病后，我基本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最初他恢复得还算可以，很乐观，几乎从不在我面前露出疾病的痛苦。
他一生要强，刚开始化疗时，他表现得跟平常一样，连包都不愿让我帮他拿。
但几次化疗下来，他明显虚弱了，被迫接受我的帮助。我记得，去年5月的某天，父亲在等待化疗时，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睡着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无法控制地显露出疲倦。
为了照顾父亲，2025年8月，我考虑再三，正式离职了。
那段日子，除了陪父亲化疗、放疗，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也在思考人生去向：是否还要继续工作，不工作以后干嘛。我后来想，即便没有遇到父亲生病的事，我大概率也不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下去，因为我已很难通过工作获得新鲜感了。
我当时在一家全球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咨询公司担任经理，那是我跳槽了三家公司、一步步爬到的位置。整个团队的氛围、业绩都很好，不同层级的领导都对我赏识有加，一切蒸蒸日上。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赢”的感觉，每次从对手那里抢下客户，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一直觉得，这种公司间的PK就像在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如果你不爱足球，看见22个人在场上抢一个球，会觉得有点愚蠢；但如果你身处其中，迷恋战术、攻防的转换，会懂得那种真实的快感。
以前，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紧急事务。自从父亲生病后，一切都变了，那些原本觉得非做不可、必须争分夺秒去完成的事情，突然间像是被“消音”了，变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的工作需要极强的主动性，比如一些客户明年的合同到期，我需要今年约对方喝咖啡、开会、分享行情……不断地去推动进度。但每次想到父亲生病，我不知道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心中会生出一种荒诞感。
当我失去那种追逐的动力时，我知道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不好了。
曾经，这份工作完美契合我对自我成长的全部想象：一个收入颇丰、独当一面的精英女性。我为它付出了十几年的努力，但当面对家人的生死时，我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那么重要，以前那些“自以为是”的成长、热衷追求的“赢”……远不如直面生命本身带来的冲击更深刻。
陪伴
一直到去年6月，父亲一共化疗4个疗程、放疗25次，但他的CA19-9（肿瘤标志物）指数却一直上涨，这是胰腺癌最重要的监测指标。
父亲不愿承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想要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后来报丧时，我翻看父亲的手机，才发现他曾用DeepSeek搜索了很多相关药物的原理，甚至还去看了不少国外的医疗网站，找关于癌症的论文。他见过朋友得这个病，对自己的病情有很清晰的认知。
父亲一直是这样，他做好了的决定，除非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案，不然你很难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家成员之间一直是彼此独立，互相尊重，在这件事情上也一样。我们遵从父亲的意见，此后没有再做任何针对癌症的治疗。
有一段时间，父亲身体正常，能吃下东西，也不拉肚子，像是又恢复了生命力，甚至还长了一些黑头发。
但到去年10月，父亲去医院复查，发现癌细胞转移。回家后，他语气平静地跟我说：“正常的话，还能活3到6个月。”
这是父亲生病后，第一次向我提及死亡，但这在我家并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如果以后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不想要插管、抢救。他一直觉得活的时间长短无所谓，活的时候能畅快地活着，最好死要死得痛快一点。
即便如此，我当时看着眼前患病的父亲，觉得他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觉得他说的话像是在开玩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那段时间，我一去探望父亲，他就跟我说病的进程，不管我愿不愿意听。我记得，那时我一边听，一边哭。父亲平静地安慰我，让我不要难受，说这个病就是这样子的，人迟早会死。他是一个主意很大的人，很多治病的决定，他甚至不是和我商量，而是直接通知我。
为了让父亲在饮食起居上得到更好的照顾，我把他送进了一家护理院，平时也会去另外的三甲医院检查。
在护理院，我陪他度过了相对平稳又快乐的一段时间。其实早在去年2月份，我就想把他接到护理院，那里离我家近，饮食更好，但一个月的住院费要3万多，父亲当时觉得太贵，不舍得我花这个钱。
住进护理院后，我几乎每天吃完中饭，就从家里带几个父亲喜欢的菜给他加餐。那段时间，父亲还会偷偷抽烟，我有时会说他几句，但并没有禁止。我陪他去露台聊天、晒太阳，看着他抽烟，有时两个人静静地呆坐着。我每天陪他三四个小时，等到吃晚饭。
那时回到自己家里，看到空荡的屋子，越加觉得孤独与疲倦。
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讲到我小的时候，他对我要求过高，太过严厉，甚至可能伤害到我，他后来因此后悔不已。不过，他并不乐于表达这些，那还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关于此事的“道歉”。我其实早就原谅他了，虽然这些事曾给小时候的我留下很多伤痕。
有一天，护士长还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父亲偶尔会半夜偷溜出去撸串、喝啤酒。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父亲，我没有说一句责怪的话，他就是这样，不守规则，什么都无所谓。但他已经这样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难道我还要责备他？什么都禁止他做吗？他还能喝几次酒？撸几次串呢？
以前，父亲还坚持自己做饭，到了护理院，他什么都不用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亲有一次跟我说：“这样的日子好过。”我语气轻松地回他：“有本事，你就待个两三年！”父亲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陪他的那段日子，我跟父亲开玩笑说：“你这辈子活得不亏，虽然才六十多岁，但已经退休二十几年，你又抽烟、喝酒，得这个病也不冤……”当时说这些话，是为了调节气氛，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安慰。
他身体没有特别难受的症状，一直到去年11月底，病情突然恶化。
先是出现腹水和胸水，接着无法独立行走，只能坐轮椅。再后来，他几乎不能进食，每天靠营养液维持，身体机能下降，导致无法正常排尿，输进去的营养液变成了胸水和腹水，又带走了更多养分。而因疑似肠梗阻，他连水和水果都不能吃。
身体的不适让父亲脾气变得古怪。在护理院里，主要是护工照料他，我更多是陪他聊聊天，或者陪他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有时他看见我坐在那里，会突然冷冷地对我说：“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可以回去了，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很委屈，很快又能理解他：父亲喜欢一个人待着，而且他不希望我太疲倦和压抑。但我觉得自己不陪他，会留下遗憾。所以，每次都会继续坐在那里，等他心情好些时再陪他聊天。
疼痛一天天加重，父亲只能靠止痛针维持，人也总是昏昏欲睡。
即便如此，我还是期待着奇迹，希望父亲重新变得“活蹦乱跳”，不相信他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哪怕是经历了整个过程，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人的生长进程是正向的、渐进的，小孩一天天学会说话、走路……但父亲是反向的，前一天，他还能坐起来，后一天，他就坐不住了。
甚至，他只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点头、摇头。生命每天都在加速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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