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刘良，你很难将眼前这个抱着手打柠檬茶、乐呵呵地凑过来讨要微信二维码的“段子手”，与解剖台前冷峻严谨的顶尖法医联系在一起。
在法医学界，刘良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曾是CCTV“2016年度法治人物”，履历上写满了那些足以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案件名字，其中不乏周秀云案、黄静案，以及近期的“小洛熙”事件等全国瞩目的案件。但让更多普通人认识他的，是一档名为《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的热门综艺——原本讳莫如深、小众的法医学科，也因此在年轻人间有了“破圈式”的关注。
1983年以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时，他因一本苏联法医学著作对这个职业产生浓厚兴趣，主动与被分配到法医岗位却无法适应的同学对调工作，从此再未离开解剖台。43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完成了4000余次尸体解剖。从腐败胀气的现场，到重重谎言掩盖的迷局，他习惯了用绝对的理性去缝合血腥与残缺。
刘良在取材室为学生讲解。 受访者供图
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谈中，这位看惯生死的老法医两次哽咽。一次，是为了要求捐献遗体用于解剖教学的老父亲；另一次，则是为了那些躺在解剖台上的小小身躯。身为父亲的同理心，让他近二十年不忍触碰婴幼儿的尸检。而在最近一起令人心碎的事件中，迫于家属的信任与嘱托，他不得不再次举起手术刀。解剖完在返程高铁上，这个与死亡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法医，忍不住号啕大哭。
死亡，在刘良的职业生命里不仅是显微镜下的病理切片，也是对人性幽微的极致审视。他忠实于真相，因此见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恶与黑暗。但他依然选择用一种近乎碎嘴的幽默，去消解巨大的负面情绪。最后，他谈起了自己“小确幸”的生活。
今年3月，退休后的刘良推出了他的科普新书《真相不会沉默》。这是一次对43年法医生涯的回望，也是对生者的一次告白。
法医刘良。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刘良的对话：
新京报：你之前参与撰写的主要是专业书籍，现在为什么打算出《真相不会沉默》这本书？
刘良：一开始我是拒绝写这本书的。我的导师黄光照不提倡专业人士写这样的书，他担心书中呈现的犯罪手段被人模仿，根据我们的侦破手段和推理路径采取规避动作，带来隐患。
想法改变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是做新闻出版的，觉得我做的案件有趣，建议我记录下来，为别人提供一些参考。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希望我尝试一下。后来在拍摄综艺节目时，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大众并没有真正了解法医这个职业。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法医神化，看一眼就把案件侦破了。还有一种是把法医妖魔化，很脏、很臭。因此，在节目中我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大众介绍科普法医这个职业。
这是一本偏重科普教育、警示教育的书。书中没有涉及太多猎奇的案件和破案的过程，而是呈现法医破案的基本场景，让活着的人了解到死亡的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令人感叹，悲伤，唏嘘，或许能给未来的人一些帮助，避免发生这样的死亡。同时警示大家，不要轻易去犯罪。也希望让一些有心理障碍、状态不太好的人获得舒缓，走出阴影。
到今年3月份，我就要退休了。写的这本书是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一个交代，也是一个对未来的“试水”。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冻死的老人有“苦笑面容”，溺亡者有挣扎的痕迹。在解剖台上，你是不是必须与死者“对视”？这其中，哪一张脸或者哪一类案件，是你至今在心理上最难面对，甚至会产生情感波动的？
刘良：我们必须对视。不仅要对视，还会经常把闭着的眼睛打开，检查，拍照。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心理层面快速抽离，避免回忆这个人的样貌，长期的职业训练也能让我们可以快速遗忘。但是我最近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印象很深，尤其是关于小孩的。
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做婴儿和小孩的尸检。
我刚到单位时，有位女法医，她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在浸泡尸体的福尔马林池子里捞尸体，去做人体标本检材。她胆子很大，也挺乐观。可生了小孩后，她再也不做小孩尸体的解剖了。她说作为一个母亲，已经下不了手了。当时我无法理解和共情，后来我结婚、有小孩，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会产生一种同理心：假如躺在解剖台上的是我的孩子们呢？我没法下手。
但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家属相信我，要求必须由我做。近期这件事情，这个孩子的形象，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直到最后，把孩子的衣服穿上、包起来的时候，我嘱托助理，孩子在解剖前头上戴了什么，解剖完要为孩子还原一下。所以特殊情况下，我会对小孩有记忆。
那是一种难以摆脱和磨灭的记忆。怎么形容呢，就觉得“你不能下手，你觉得孩子会痛，即便那是一具尸体”。对我来说，那个手术是一种心理上的磨炼，也是一种打击，经常会有这种画面和影子在脑海里出现。它会在我一个人发呆的时候突然出来。我会想办法充实自己，把它赶走，可就是赶不掉。法医也是人，不是冷血动物，也有感情。
3月12日退休当天，刘良最后一次上解剖课。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解剖过4000多具尸体，对死亡的机理了如指掌。现在的你，对死亡本身还有恐惧吗？
刘良：对自己的死亡早就没有恐惧了，反正现在也觉得够本，哈哈哈，早点过去早点享福，毕竟自己积了这么多德（大笑）。只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死者，看到一些死亡的惨状，心里总归是有些难受的。
新京报：法医常与腐烂、血腥打交道。这种特殊的“死亡气味”是否曾渗透进你的生活？
刘良：肯定会的。之前我去开一个已经埋了一个星期的棺材。被挖出来的尸体高度腐败，肚子胀鼓鼓的。解剖的第一步是要放气，有经验的同事跟我说，尽量在手术刀后面再加一个止血钳，长一点，站得远一点。当时我胆子挺大的，就拿着手术刀过去，扎了个眼，立马就跑了，因为快被熏倒了。我赶快在旁边找了根烟，点着了在鼻腔附近熏着，让自己不要吐。
有人问这种味道会不会带回家里？其实不会的。我们法医还是比较讲卫生的，回去以后会洗头洗澡。但我们的嗅觉是有记忆的，这个味道会在自己的鼻腔中重复两到三天，即便已经洗完了，还是觉得自己有味道。
至于这种“脏累”与“洁净”之间的切换，其实一旦脱离了案件环境、解剖环境，大家就相互聊天、开起玩笑了。吃一顿，然后把这个事情忘掉，安排下一步的工作。这应该是一种职业训练。大部分法医，尤其是做遗体的，喜欢喝酒、唱歌，搞点运动，分散一下注意力，时间长了可以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我喜欢幽默，说话碎嘴子，跟别人调侃，逗人家乐的时候自己也乐，应该说我是一个比较好的接梗人员。
休息时间，刘良正在喝柠檬茶。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
新京报：你说“忍得住”是必修课。但常年面对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案件，同时又掌握着案件的隐秘细节，职业“守口如瓶”的要求会不会给你带来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如何影响你？
刘良：有个别的案件会影响自己一段时间，压力很大，我会变得更加沉默，谨慎，守规矩。
每年我都会经手一两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案子，作为鉴定人，我不能在网上对尸检报告发出评论，也不能回答别人的问题，那会违背职业管理条例。我可以讲话的地方只有法庭。
比如，如果涉及医院，有人就会质问我，为什么不找死亡性质，为什么不把医院的问题找出来？
这个阶段我的压力会很大，也会变得很纠结。说与不说，我应该怎么办？只能沉默。但是真相不会沉默，总归是要公之于众的，只不过我要选定时机和场合。一旦说出来，我很快就从里面解脱了。
新京报：在复杂的纠纷中，面对拥有专业知识的机构，法医鉴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什么说尸检往往是家属寻求公道的关键一环？
刘良：我认为，在很多关键时刻，尤其是跟专业团队打官司的时候，法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做解剖，很多案例就稀里糊涂地收场了。
有一个六十多岁老头发烧38.6℃，去一家挺大的医院就诊。因为与保安发生争执被对方拿警棍夯了脑袋一棒子。老人倒地昏迷，最终死亡。
事情发生后，家属是不同意解剖的，后来同意只解剖脑袋。我们打开头部后发现有严重出血，出血量也可以引起昏迷死亡。看起来是直接的外伤导致颅内损伤，最后导致死亡。
可到了法庭上，医院的辩护律师问，这个人为什么会发烧？我们回答说可能是感冒，对方说不对，这个人发烧很有可能是肺炎，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可能，是伤寒病。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个古老的传染病了。可对方接着说，伤寒病会导致胃穿孔、肠穿孔，所以他的死亡除了头部有伤，自身的病情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最终，法院判医院只承担50%的责任。
医院赔了钱，遗体烧掉了，家属傻眼了。所以，在力量悬殊的专业博弈中，解剖鉴定可以说是家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防线 。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现在有硅藻检验、毒物预警库等新技术。但有没有哪个案子是因为过分迷信技术指标，差点导致了误判？你如何看待法医的经验与新技术（比如AI）之间的关系？
刘良：的确出现过误判的情况。比如我们会对淹死在水中的人做硅藻实验，查看水里的浮游生物是否被吞到胃里，然后被吸收到静脉系统和动脉系统。如果在死者肝脏、肾脏、牙齿、骨髓里发现有与水中同样性质的硅藻，参加了身体循环，这个人就是生前掉下去，检查结果呈阳性。如果是死后被扔进去的，顶多会在肺里有一点，检查结果是阴性的。
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的情况。硅藻耐硝酸、耐盐酸，但时间只有5至8分钟。在处理的过程中，要加硫酸、硝酸进去，看组织中是否存在硅藻。有人追求完美，搞半小时，阳性转阴性了。然后得出结论，这个人是死后掉下去的、被抛尸的。还有样本被污染，都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的技术更新迭代，换一个实验室设置对照组，防止这种误差。对于引入的新技术，我们要适当地做甄别，循序渐进地工作。不要怕它，然后去做一些更新。
刘良在北京地铁上。 周晓亮 摄
老百姓现在很聪明，在做司法鉴定前用AI算损伤程度，但实际上AI给出的结论是错的。很多法医资料在公开上传网络前，会进行脱敏处理。因为涉及犯罪手段、侦破手段等，这个信息库在很多国家是不能开放的。AI抓取失真的资料去评价一个未知的事情，会更加失真。
新京报：你提到自己和家人都签了遗体捐献协议 。作为一个看过尸体被解剖、被火化、被腐蚀的人，你对自己身体最后的“归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象或要求？
刘良：除了我哥哥，我们全家人都签了。我建议他别签，得有一个人在外面给我们上坟（笑）。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去向了。我走了以后，可能会被送到我们学校解剖教研室的大池子里，就在我现在办公室的隔壁。我的身体会告诉学生们：我的胆囊摘除了，我得过胰腺炎，胰腺可能有毛病，你们可以多看一看，哈哈哈哈。
武汉市有一个遗体捐赠者的纪念碑。我和父母的名字可能会在不同的碑上，按照年份排列好。我母亲跟我说，能不能把她跟父亲的名字放在一起？我说咱不能破坏人家的规矩。
其实之前我一直内心难安，对我父亲捐赠遗体也非常抗拒。
遗体捐献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器官捐赠，摘掉器官的遗体火化后，家属还能得到一捧骨灰；第二种是病理解剖。将因为某种疾病死亡的遗体解剖，再把数据反馈给临床医生，结束后同样会把骨灰还给家属；第三种是把整个人的躯体捐给医学院，用于教学展示和标本采集等。遗体不会还给家属，解剖教研室直接安排火化，骨灰存在纪念堂，便于集中缅怀。
我父亲签署的就是第三种。上大学时我每天走读回家，会和父母讲学校的事情，也会谈解剖。他们问我，用来解剖的遗体真的这么重要吗？我说不仅很重要，而且很珍贵，获取很难。后来两个老人家想着，把遗体捐了给我解剖。我问你们是在开玩笑吗？老两口又说实在不行就给学校的其他人解剖呗。
我坚决不同意这个事情，我想他们走了以后有个去处。后来老爷子到处找人劝我在协议上签字，还找到了我的班主任和辅导员。最后迫不得已，我才不情愿地签了。
后来我在拍摄综艺节目时无意中得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人体标本非常非常稀缺。学校每年需要100到200个人体标本。当时我觉得父亲很伟大，我想如果我也捐了，就能再做一些微弱的贡献。
捐赠以后，那张志愿卡片我随时带在身上。最近我的姐姐和弟弟也考虑捐赠，以后一家人又可以“团聚”啦，也挺好。
新京报：书的最后你列了一个关于“小确幸”的问卷，非常生活化。在见证了极端的人性之恶后，你是如何保持对普通人的信任，以及对琐碎生活的热爱的？
刘良：我们遇到的绝大多数人，还是非常善良的。只不过有时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耍点小聪明，抖机灵，拍马屁。但我知道，这不是恶。
对生活热爱，首先要对生命尊重、热爱。书中呈现的愤怒、同情、悲痛、黑暗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希望看完这本书的人，能以此为鉴，好好地、健康地活着，不要纠结于眼前的某件事，也不要纠结未来如何。路的尽头就是死亡，要把握住眼下可以开心度过的这一段。
3月12日，刘良退休。他在华中科技大学樱花树下留念。 周晓亮 摄
新京报：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拿手术刀了，你希望人们提起“法医刘良”时，最先想到的一个词或一句话是什么？
刘良：法医刘良，是个好人。
新京报记者 秦冰 实习生 尹诗琪
编辑 杨海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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